使雅典思想家感到不安的是他们耳边传来一种相反的回声（33）不断在城邦中回荡：“一个人既处理自己的私事--当然每人各不相同，又从事公共活动，是可能的。”《政治学》多次反对这种论调，不过其论据矛盾百出，不得不以各种手法加以掩饰：（一）穷人没有为城邦专心工作的时间，不能指望他们涉足政治活动。（二）穷人不配关心城邦的事业，因为穷人不具有优良的品质。应该禁止他涉足政治活动，而将这种特权留待闲暇者运用。（三）穷人首先要挣钱谋生，乐于将政治活动让给富人；（34）他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政治活动留给富人，本应如此，因为他们本有闲暇进行这类活动，有闲本是一种优良品质，一种“美德”，它可以创造权利。公正的分配要求对不同的功绩赋予不同等的权利。（35）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批判古代的一种意识形态，说明他们将两种互相独立的因素系统地联结在一起：将闲暇和公民美德联系起来。这需要一种三段论法，其大前提是先决条件，小前提在于重新评价。在政治活动中，善就是具有战斗性，而闲暇就是善。所以闲暇者具有战斗性，而穷人不能、不应亦不愿如此。富人对于政治具有或要求充分的权威，这是实际情况，要全面地予以高度评价，因为每一项权力都被当作善行，并且以此自我满足。（36）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高度的评价就归结为此，而这种权力的威望对于受权力支配者和掌握权力者是同样敏感的。（37）哲学家也象普通人一样对权力很敏感，承认闲暇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为善。因而他们努力去证明它的合理性，并为这种事实情况提供一种理论根据。他们“在事前即得知”这种情况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以这种信念的优越性来保护自己。而他们的论据并非每一细节均已臻于充分发展，那也无关紧要。其结论之确实性同样也不是无可置疑的。
    不过这种联系之成立有两种方式。除在古代社会外，政治权力的行使并不掌握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只有在古代，不同种类的优越性才有可能积累在一起。（38）由同一些个人掌握着财富、权力和文化。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政治的内容被认为是战斗精神，或是对它的体验，而并非生产关系正好完全适应的别的无数事物。我们并不过问国家是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只问富人是否将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其作用是否和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我们已经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者均确认有闲者进行统治，又确认他们拒绝统治的例子却太多了。其原因在于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对于闲暇的高度评价，没有以他们时代的公民先决条件为基础。战斗精神作为出自历史巧合的一种“推理”形态，属于一系列独立于经济生活以外的形态，正如库尔诺所说的那样。但是这已把古代对于财富的高度评价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加以修改了。
    它（战斗精神作为一种“推理”的形态）也修改了实际的斗争。正如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所写的，“存在和意志的唯一目的恰恰就是政治国家成为政治的实质”。而在雅典，政治舞台和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裂现象。人民要求民主，并为有此权利，因而在公共及国际事务，（39）即使未在经济事务（40）中有发言权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对显赫公民在社会上优越性的尊重，对闲暇的高度评价，仍然没有改变。雅典的屠夫和皮匠对此并无异议。正如克里斯琴·迈埃尔所写的，贫穷的雅典人自己并未创制一张价值观的清单，和资产阶级的有所区别，（41）它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那么就可以了解这种民主制到底是什么样子了。对人民而言，参预政治是一种有关体面的事，一种在权势者面前维持自己尊严的方式。人民只有在政治舞台上才能重新发现个人的自豪感，正象以后时代中他们在教堂里才能和社会上大人物平起平坐一样。政治民主曾是人民的鸦片。在雅典，陪审团是由人民组成的，执行审判权是一种最杰出的公民权。（42）陪审员见到最富有的人士在人民的审判权面前低首下心，会感到怎样的满足呀。（43）
    至于那些不属于人民范围的人，他们在城邦扩大到全民时得到民主；他们并不真的要求这种权利，即使其心灵深处并不是寡头政治的拥护者。不论他们是否忠于人民或是仅仅表现顺从，他们对作为本国特点的民主现象相当谨慎。对于民主这一现实情况的缺点他们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承认它有所欠缺，亦非自己能分享其利的理想体制。修昔底德和幼里庇底斯借伯里克利和提修斯之口歌颂民主时，只不过是半心半意而已。这些有闲而又有文化的人士理解他们所爱的人民的理想，他们是通过这些人民进行统治的，他们不得不如此这般地对待人民。（44）阿里斯托芬肯定不是一个寡头政治家。他嘲讽人民政权，因为作为一个讽刺作家，顾名思义是不会歌功颂德的。但是他虽然不反对民主，内心里却感到愤慨。他演的戏似乎是人民观众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人民的政府的缺点事实俱在，人们对它们只能加以宽容。不过人民到底不是一言不发的！他们很清楚自己被人愚弄了！归根结底，人民只好和第二等级公民，（45）即那些作为公民美德化身的有教养而又富裕的人士具有同样的看法。
    总之，有闲者仍旧保有足够的优越地位以使自己作为民主这一稀世之宝的保护人。这是一种征兆，他们依靠社会权力才能保持其政治权力之完整，而人民自己也依然保持他们对于权势的尊重。只要考虑一下，一个叫做德摩斯梯尼的人敢于当着集合起来的人民面前讲出反对阿伊斯辛涅斯的那些话，真使现代读者感到大惑不解。（46）“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钱，我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贵。我并不愿意被看成有侮辱贫穷之意，但是我必须说，我自儿童时代起，命运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学校，并有足够的财产免于被迫完成令人难堪的贱役。至于你，阿伊斯辛涅斯，从孩提时代，命运就迫使你在父亲授课的教室里象奴隶一般地扫地……”讲这些话的时候，并非在一个适宜于触犯人民的场合，因为在那一天，人民正是审判官。德摩斯梯尼非但没有激怒人民，而且在诉讼中大获全胜。他身为财主就心安理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财富也造成其他的优越条件，而当时既没有别的价值尺度，（47）也没有象在我们时代那样可以使富人较为谦虚一些的其他并行力量。
    简言之，人民同意显要人士的看法：即民主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民主与其被看做一种普遍性权利之实现，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权的扩大。政治上脆弱的取胜抵档不住社会力量，甚至维持不了两个世纪。到公元四世纪，显要人物就得攫取权力，而且不能放松它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