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需要思想家们在赞美这种发展的时候，解释清楚一个城邦需要那些给它带来财富和闲暇的公民；（49）在拯救思想的荣誉的时候，应该在富人由于统治城邦必须作出较多的贡献（这是一种义务）和富人正因为他们有钱，就认为他们当然有权进行统治（这是一种权利）这两者之间作出仔细的区别。（50）由此可见，财富并不能用来保证本城邦积极公民的自由，有如后世从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年一再重复的历史那样。财富之所以取得声望是因为要让富人为城邦做出更多的善举。当然这种论点也可以倒转过来加以说明。如果对这些世袭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城邦就将有更多有用的公民。古代最有名的社会改革家格拉古就作过这样的推论。他们建议巩固城防，而不是仅仅照顾个人的幸福。（51）这些改革家的政治先决条件仍然是战斗精神。
    古代的民主一直是脆弱的，它之所以能延续下来全靠集体热情能维持多久而定。这种短命现象的原因难道能归之于一定的制宪技术方面的特点吗？我们知道古代民主都是直接民主制。他们还不知道代议制。然而马克斯·维贝尔写道：“一切直接民主势必导致显要人士当政的制度。”（52）
    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并不在于制宪的法则。名人之得以继承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统治的时间和能力，而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有实力。财富周围存在着如此之高的威望以致使其实力灼手可热。这种威望甚至比富人用来威胁靠他生活的人的经济讹诈起更大的决定作用。如果这不是过去一两个世纪西方的实际情况，其原因就仅仅在于政治交易的职业化。无疑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并非是个别资产者。
    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这种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技术问题可以脱离历史背景而单独处理。他们不是两种不同的变体而是两种不同的构成系统，这是不可能互相比较的。雅典的民主只能是直接民主。这不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活动不太复杂和当时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其全体公民可以集合在一个广场上，所以直接民主的政府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而是由于我们称之为直接民主的体制乃是历史上的一个尝试，就是说要把公民转变成为活动家借以从名人的全面势力中间剥夺他们政治方面的影响。反之，现代西方世界的间接民主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职业政治家在其中对消极的人民行使这种权力。当然这些专职人员是选举出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一开头却是他们自己选举自己（当候选人或被推荐当候选人），而且这种选举制度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虚假的全民意志，而这种全民意志在选举之前是并不存在的，这要靠选举形成它。选民和当选官吏所实行的政治之间，即或可以有点关联也是极其疏远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区别之大同平民有一个主子的时代毫无二致。区别仅在于人民的代表已不再认为自己是被统治者的主人罢了。普选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选择代表，而在于表明代表们由于自己的权力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不能依靠神权进行统治。选举好象买彩票一样结果不能预测，这就提醒每个人，权力只能暂时交给统治者，他和作为王国合法主人的国王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不过是每个政权自呜得意的虚构而已。它以赞颂之辞设想自己，可是那又是怎样的赞颂的言辞呢？那不过是每一个时代自己认为它是赞美的言辞而已。在自由的时代，资本主义自称自由主义，而富有的希腊人自称他们为城邦服务。柏拉图相信他那个社会所说的一切，当他按字面来理解时，这就富有哲理了。（53）他将发自各不相同政权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的断言加以系统化的分类。
    柏拉图一刻也不怀疑富人的优越性（54）和他们的指挥权利。只有富人相信自己比穷人优越。柏拉图将它转变过来，并给他们规定了职责。闲暇的原则认为：同样一种活动，富人即使参加了，也不是劳动，因为只有较不富有的人去做时，那才叫做劳动。柏拉图要求他们名符其实地不必劳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规定了很多的假日，多到就象一年中天天放假一样。
    柏拉图将他那个时代闲居无事的富人称为寡头政治家，因为他不愿赋与他们以贵族这样光荣的称号。他责备他们富了还想更富，而不是好好地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他们由于贪婪，将这些时间用于罪恶方面：他们参加劳动了。他们贪财之心“使他们不留一点闲空去做私人财产以外的事情。这些公民每个人的灵魂完全交给发财致富了，除了天天为扩大财富奔走以外，绝不考虑其它事情。每个人都在准备去学习一切想得出来的技术或进行任何贸易，只要这样做可以发财，其余一切都漠不关心”。（55）这种行为必须制止，因为称得起公民的人“已经有了一种沉重的担子，那就是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城邦，而不要改变它，这可不是一桩可以附带完成的活动”。（56）
    “不应有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业。”（57）进口和出口贸易应该缩减到最低限度。而青年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不同的思想。一个城邦并非一个商店的集合点：它不需要过大的利润，也不应该有一个太大的港口。也可以说，一个较小的商店就够用……（58）不论是每个公民个人，还是城邦，在这两个层次上，贪婪，亦即财富，都被当做头号敌人。难道这是一种维希型*的恐惧， 害怕经济发展会使统治阶级垮台吗？完全不是。这种思想是更使人困惑的。它是一种古代含义上闭关自守的思想。它是保持经济上独立所必要的，或者，比较确切地说是不要依赖经济活动所必需采取的手段，因为经商就是要贪婪和放纵，那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堕落。在古代，闭关自守的概念对于经济行为影响极微，而在思想上影响极大。它和公民的战斗精神有同等程度的现实性，或者不如说，它们是相同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对牟利感到兴趣，他就忽视了公共利益。如果我们要在古代思想中衡量战斗精神这一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只要理解下列事实就够了：这是一个和关于放纵和堕落同样重大的主题，从梭伦（59）和柏拉图到卢梭，大块文章装满了图书馆，中间还经过从加图到埃拉加巴鲁斯或罗慕鲁斯·奥古斯图鲁斯的五百年的罗马“堕落”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元帅贝当在希特勒占领巴黎后投降，在法国南部维希建立傀儡政府。--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