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官方和民间对案情细节的侧重，以及对全案意义的理解和阐发却各有不同。官方偏重于从制度层面来观察和评价何案的基本事实，处理全案的总体精神，是在不减损政府财政收入、不松弛对地方权力监控、不违背法令法律原则的前提下，把握刑律的分寸，尽可能体恤民意，平衡舆情，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民间立场则偏重于区分案中各主角人品道德的高下和行为的是否“合历史性”。在何氏亲属、师友的主导下，将何氏父子按为湘湖而献身的“烈士”⑧ 定位，使湘湖地方社会的公意具备了足以引动人心的悲情色彩、怀旧情绪和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也就是说，笼罩在何舜宾父子身上的光环，至少就其主要环节来说，是被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构建”出来的。 在湘湖民间文献中，何氏父子常略称为乡贤，享有较高的地位。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被祔祀于湘湖德惠祠⑨；清康熙二十年，何竞入祀乡贤祠；康熙四十九年，何氏父子又被迎入为奉祀四名宦四乡贤而建的湘湖报功祠⑩(又称八贤祠(11))中。 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在关于此案的各类文献中，官方所记录的何案较接近于原型；而民间文献则为情所系、为利所累，出现了太多的夸张，乃至虚构。 何舜宾(公元1427-1498年)(12)，字穆之，号醒庵，萧山城西崇化里何氏八世孙，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举人(13)，五年(公元1469年)进士(14)。在1498年遇害的近20年前，就已经成名，并得皇帝敕命。《萧山何氏宗谱》(15) 卷一“诰敕”录有明宪宗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五月二十日发布的《湖广道监察御史何舜宾并妻敕命》。敕命称： 朝廷设监察御史，欲其振纲纪励风俗，以弼成国家之治也，非得廉慎之士不轻畀焉。尔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何舜宾，发身贤科，擢任行人，迨进今官，益彰声誉，宜赐宠恩，以旌劳绩。用进尔阶文林郎，赐之敕命，以为尔荣……初任行人司(16) 行人，二任南京湖广道试监察御史，三任今职。 何舜宾的会试同年，后来为何竞复仇出了大力的直隶常熟人王鼎(17)(字元勋，曾任南京刑部刑曹郎、广东布政司参政)，曾撰《何舜宾墓志铭》(18) 和《御史穆之公传》，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何氏小传。墓志铭已佚，《御史穆之公传》则由《萧山何氏宗谱》卷三《世传》收录。全文如下： 穆之公讳舜宾，号醒庵。三岁而孤，事母至孝。成化戊子，以《书经》领乡荐，己丑成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奉使典蜀邸丧，却餽仪，蜀王树《皇华清节亭》以表其介。寻擢湖广道监察御史，遇事敢言，无少挠避。有勋戚沐宣者，诬锺玘系狱，公立辨释之。虎贲仓攒黄胜铭诬覃重为盗，公获真盗而释覃。又断陈氏奸案，并治大使李让之赃，权贵敛迹，京师有“何静街”之称。庚子监湖广科试，尽却应得供具，悉付典守，为后试者用。淮扬大水，奏请设法赈饥，奉敕挑金陵河道，甃南畿街衢，历有成绩，都人树《南台风宪碑》于白下，载公之德政甚详。后修孝陵，当事者交工役尅银钜万，公覆实罚为修河。用案牍皦皦，谳狱者憾公，文致其罪，遂落职。戍广西庆远卫，居一年赦归。遵师魏文靖公遗命，恢复湘湖水利。奸民患之，贿结恶令邹鲁，诡以无遇赦牒，冒滥冠带，径解原卫廉理。又以公他事语侵鲁，衔公刺骨，授意蒯役辈，谋杀于余干昌国寺。后子竞复仇殴鲁几毙，朝廷韪之。正鲁罪而泄公冤，事载孝庙《实录》。公博学善属文，门下多名士。所传有《南台奏议》、《家居集》、《宦游集》行世。 宪宗敕命与王撰小传未见他书著录，除个别细节可能与真实情况稍有出入外(见下节)，总体上应无问题，可使我们大致了解何舜宾“遇事敢言，无少挠避”的直率秉性，和以“振纲纪励风俗”为己任的从政心态。 邹鲁原籍直隶当涂，科名比何舜宾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进士(19)。邹鲁生平事迹《明实录》略有记载(20)。此人在官场上是一个厉害角色，敢碰硬，只要看不上眼，连皇帝都敢冒犯。《明孝宗实录》卷三八记： 癸丑，监察御史邹鲁以天下水旱荐臻，疮痍未复，乞免端阳游宴，以弭灾异。上曰：“端阳节，祖宗朝有故事，朕当撙节行之。” 最不讲情面的一次是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邹对宁晋伯刘福的揭发，事见《明孝宗实录》卷四一。由于邹鲁得罪人不少，所以当皇帝揪住他一次性质并不十分严重的过失，将他一脚踢出京城、贬往远恶军州时，满朝上下居然无人施以援手，都感到十分称心解恨(21)。因此，从邹鲁的经历来看，他并非一开始就如王鼎所说是一个“恶令”，而是有自己从政理念和原则的。当然，时过境迁，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从边远省份回到内地后，邹鲁的言行就变得不像话了。《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一“弘治十四年”条对邹鲁在萧山的所作所为评价相当严苛，其官声一塌糊涂： 初，监察御史邹鲁坐罪贬宁羌卫经历，稍迁萧山知县。性贪暴狡悍，遇事风生，无所顾忌。自为御史时，人皆侧目。在萧山一切以击抟为治，大兴营缮，多所侵鱼，科率数倍常岁，而掊克无已。少弗办，即击榜之，多死者。乡民供役县中，岁满多至破家，一县不胜其毒，然慑其威严，无敢言者。 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嘉靖朝兵部侍郎陈洪谟(公元1474-1555年)，根据在任及退休后“一时所闻”，著《治世余闻》，专记明孝宗弘治一朝见闻，虽为历史笔记，但基本代表官方立场。该书下篇卷四对何案记载颇详。其中对邹鲁的看法是： 当涂邹鲁以御史谪官县丞，升任知萧山，恃势妄为，自号“萧然逐客”，又改“牧爱堂”为“寄豸堂”，时常仍服豸绣。(22) 万历十五年《绍兴府志》(23) 卷四五《人物志十·孝义·何竞传》，《明史》卷二九七《孝义·何竞传》，对邹鲁的评价都集中在“性鸷悍，无所顾忌”和“贪暴狡悍”上。 据以上资料，可知邹鲁信奉的是典型的酷吏式施政理念，由他主持的萧山县政，“一切以击抟为治”。此人虽然也是两榜出身，却一点不温文尔雅，从不允许别人冒犯他的威严。《明孝宗实录》卷五七所谓“(邹)鲁狂诞无礼”，卷一七一所谓“遇事风生无所顾忌”，就生动刻画了邹鲁的行为特征，属于性格暴戾、自负冲动型人物。与施政上的“暴”相比，邹鲁在钱财上的“贪”其实不大明显；即使在何案演变为钦案后，也没有揭发出此类弊情(24)。按常理，要收买一个像邹鲁这样见过世面的“酷吏”绝不会是一个案发后可轻易瞒得过去的小数。 何舜宾遇赦回籍、成为萧山乡间“邑人”的时间是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25)，9年后的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邹鲁就职萧山县令(26)。从此，“遇事敢言无少挠避”的离职御史何舜宾，与“遇事风生无所顾忌”的在职县令邹鲁，因其不同的政治身份与类似的性格特征，开始蕴积起矛盾和冲突。《明孝宗实录》卷一七一记： 邑人何舜宾尝为监察御史，坐事广西庆远卫充军，后赦归为民。乡里有讼事，舜宾辄与谋，数招权取赂，持吏短长，纵横县中，前为令者皆惮焉。鲁至辄抑之。舜宾不得逞，乃求鲁阴事与人言，又毁鲁。于是两人互相猜忌，待衅而发。 沈德符(公元1578-1642年)《万历野获编》卷一八“刑部·矐仇人目”条： 弘治间，故御史何舜宾，浙之萧山人也，坐事戍广西之庆远。遇赦归里，所为多不法。适邑令邹鲁者，亦以前御史谪至。其人贪暴，迁客自命，诞傲无礼，与舜宾交恶，积久遂成深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