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何世复所谓“父(何竞)之讼即讼湖也”，更难成立。自舜宾死后，何竞携全家避难、寻机、设伏、复仇、自首、申辩……其全部心智心力早已高度凝聚并消耗于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中，分身不能，自“讼”不暇，何来“讼湖”？前引《明实录》、《明史》诸文献对此已有详述，故不再展开。
    隐藏在何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萧山湘湖范围内不同利益群体间长期累积下来的冲突、矛盾，而这些冲突、矛盾的内涵关涉到各群体之间基本的生存权之争。事件本身的惨烈和最终上达枢廷，都没有解决这些冲突、矛盾，相反，由于萧山历代“精英”对何氏父子片面的鼓吹，何舜宾成了保卫湘湖的“烈士”，何竞纯粹的私人复仇，也被拉伸到了公共领域。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父子俩作为地方神祇，终于祔祀于湘湖水神庙--德惠祠。
    在以毛奇龄为代表的明清两代湘湖水利维护者，经过种种努力，何氏父子的“烈士”形象终于大致构造完成。虽然整个过程充满了道听途说和刻意虚构，但因其合乎湘湖既得利益者的“公意”，故而覆盖了所有质疑(58)，成为当地主流意识形态所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其意义即如前引萧山县学训导杨锐所说“一人杀身九乡受惠”。
    然则以“九乡”为范围的湘湖水利共同体通过树立“烈士”形象所“受”之“惠”，究竟有多少属于“实惠”？有一点当然切实无疑，在矛盾尖锐对立，且双方都没有充分的法、礼依据可援引的民事行为中，一方若能抢占道德制高点，即可依据较高的价值宣布其为合法，并将对方置于动机不良、其心可诛的地位。湘湖水利维护者既以“烈士”为己方大旗，就为一切旨在维护、且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维护既得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保证；对何案中几位主犯的矮化、丑化和魔化，也可有效地抹杀矛盾双方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从而堵住对既得利益分配格局说“不”者的嘴，起到重要的单向覆盖作用。
    除此之外，何案的了结，也推动了官府对湘湖自明初以来所积累之矛盾作一系列清理。《毛志》卷二《弘治年何御史清占始末》，谈到何案判决以后的结果：
    并究占湖事，拟(孙)全以辟，清出所占田一千三百二十七亩，堰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窑房屋二百十间，尽还之官。委本府经历到县追理，并设耆民等八名专一讥摄，命知县杨铎勒石。
    萧山知县杨铎根据绍兴府命令，将有关决定以碑文的形式郑重公布，其中有“勿侵勿佃，勿蚀水涘，勿依圩倚岩缘堤截汇，而以渔、以草、以栽、以蓄。犯则重者死，轻者钉发辽东，永远充军”的严厉禁令(59)。据《富志》卷下《御史何公父子复湘湖考备二条》记载，该决定阐释的最重要原则是：“湖中寸土莫非湖也”，表明对湘湖施行强制性的保护。这一点对于依赖湖水灌溉的9乡居民来说，自然是有利的。
    然而问题随之产生，性质也更为严重。被占湖田清出还湖后，自明初洪武年间已起科并正式登记在册的湖田税粮，官府却并不核销，而仍按“均包湖米”惯例，由“九乡得利田土包纳”均摊。据上引《考备》，其具体数字与《毛志》略有出入：
    孙全、吴子信父祖占田共一千二百三十一亩，粮二百一十四石五斗二升四合；韩望、苏原九佃田共五百四十一亩，粮五十一石三斗五升，通计田一千七百七十二亩，何孝子奏行开复旧跡粮共二百六十五石八斗七升四合，均派九乡包纳，每亩三合。
    孙全是引发何案的要犯，所占湖田理应属此次清算范围，而吴子信、韩望、苏原九3人实际上与何案无关。吴氏所占湖田早已为魏骥“清占复旧”、“清理还官”，韩、苏2人则是永乐年间人，他们因“以湘湖近山地垦田起科，以妨水利”(60)，被人告发后官府已做了处置。将这些旧案一并记入、一案处理的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官府要一揽子追索税粮。在此政策下，对于9乡居民而言，“湖中寸土莫非湖也”，只不过是让他们满足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意识，而不是对“均包湖米”后他们已拥有湘湖产权的官方认定。也就是说，强调“湖中寸土莫非湖也”的要义在于指出湘湖其实全部都是“官湖”！张嵿动员许庭光干预湘湖事务的一个重要理由：“孙全等飞诡他税，朦胧升科，官湖占为私业者”，也反映出这一点。因此，处理何案的结果必定是让湖区居民付出更多，负担比以前更重。
    湘湖初建时淹占了3.7万亩水田，根据杨时所设计的“均包湖米”之制，这3.7万亩水田原来承担的1000石零7升5合税粮，由9乡“得利田亩”共14.68余万亩均摊，每亩为7.5合(61)。据富钦《考备》，何案了结后清出孙、吴、韩、苏4人所占湖田共1772亩(62)，应交税粮265石8斗7升4合，如由9乡全部受益田14.68余万亩均包，则每亩包纳数约1.8合。考虑到当时许贤乡的特殊情况，扣除该乡罗村6337亩、荷村3037亩、朱村3406亩(63)，每亩的实际包纳数应为2合，而非3合。很显然，由北宋末迄明中叶，“得利田亩”的总数已发生很大变化。如仍按《考备》每亩包纳3合之数，“得利田亩”亦已从14.68余万亩降至8.86余万亩。就是因为官府控制的纳税田亩总数减少了，所以必须要由9乡剩余田亩补齐。换言之，被“湖中寸土莫非湖也”强化了的湘湖整体意识，却使湖区居民至少加重了每亩2合税粮的负担，由此竟然出现清占越多、负担(清占成本)越重的荒诞局面。这不能不使得后人对清占产生顾忌心理。若就此而言，“一人杀身九乡受惠”，真的成了一句名惠而实不至的虚词。
    在“烈士”形象的构造过程中，“经济帐”一向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似乎只要认定其符合公意、公利即可。然而，不计“经济帐”，其公意、公利之历史正当性又究竟何在？！
    附记 本文为笔者承担之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走向解体：萧山湘湖水利共同体的兴衰史》(05BZS012)中期研究成果之一。对于《中国史研究》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笔者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