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榜例》同样没有涉及何舜宾如何继承魏骥水利遗命的故事，甚至连起码的暗示都没有。这证明魏、何对湘湖的保护及反侵占，虽然在总体上确实属于湘湖禁垦史的一部分，但就诸案的发生而言，只能视为各自独立的行为。对这一基本事实，《康志》卷一一《水利志》的描述非常清晰准确：
    永乐间，奸民、豪族多以湘湖近山地垦田起科，以妨水利。宣德中，魏文靖公白有司，尽革之，著《水利事述》。公卒，其弊寝复。附湖小民冒“白册”，自实占佃几半。弘治初年，邑御史何公舜宾率耆老清理湖地，被奸民搆陷死。
    主持《康志》编撰的刘俨，任萧山县令长达十余年，任内亲自处理了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发生的湘湖事件(《毛志》即于该事件平息后编成)，对湘湖的管理颇为用心，且对湘湖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有自己的见解(43)。该志共二十一卷，是对邹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所修《萧山县志》的增辑本，完成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修订、刊刻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受富玹、毛奇龄等何氏亲属的影响较小。
    对魏、何师生间通过水利遗命表现的所谓授受关系最为津津乐道者，是毛奇龄。他的祖母是何舜宾的孙女，毛、何二家为姻亲，而且从不隐讳和掩饰自己强烈的感情偏向，曾昂然声称：
    予从祖教谕公为芹泥何氏赘婿，而予大母则城西御史公女孙也。少时，大母尝为予言御史公复湖事，感激流涕……虽曰何氏者予世所自出，然亦以邑有前贤，则生其后者当观摩其行而表章其迹，故如是也。况为之子孙，而听其沉泯而不之顾，岂情也乎？(44)
    他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编撰《毛志》时，为了突出何舜宾是魏骥事业的继承者，首先对《富志》“刘序”的相关内容作了充分发挥，增添了大量背景资料和授受过程的细节，并刻意煽情，如卷一《景泰年清占·有英宗皇帝敕禁谕文》：
    初，乡官魏文靖骥……著《水利事述》……而于湘湖为尤著。会湖民孙氏隐占湖利，与其姻家吴子信阴阳侵蚀。骥乃发吴氏之占，清理还官，而孙氏终未尽复，故所著《事述》有曰：“占田未清，病根尚在。”乃以其书授之门人何御史舜宾，曰：“清此湖者，君也！”既而骥卒。
    其次，毛奇龄施展其随意处理历史文件之故伎，对前引许、丁《榜例》作了重要的增删改动，卷二《禁革侵占湘湖榜例》：
    湘湖侵占代有起复，自宋徽宗时龟山杨公经始此湖，以山为界；至孝宗以后赵丞、顾令各立程度。惟国初湖豪私行隐占，文靖魏公亲告英庙，敕谕颁禁，以其未尽者复属之御史何公，[何公]殉身恢复，湖害始息。
    “魏公亲告英庙，敕谕颁禁”，此即所谓《英宗敕谕》，该敕谕构成了湘湖史上另一件扑朔迷离且意义重大的公案。对该案真相及毛奇龄在案中应负之责，笔者已有详论(45)，此不赘述。与《富志》所引《榜例》相比，所谓“以其未尽者复属之御史何公”云云，显然为毛奇龄特意所加，性质几近于伪造、杜撰。
    魏骥的《湘湖水利事述》，撰成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前后，距去世尚有10年。其时老人身板硬朗，雄心尚存，一套完整的治水计划已成竹于胸，根本不会想到要留什么“清此湖者君也”的遗命；何况此时何舜宾还未进学(或刚进学)，即便深得魏骥信任，魏骥也不可能向他交代这类后事。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舜宾进士及第，次年任职行人司，至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至少在成化七年至十年(公元1471-1474年)以后，其时魏骥已去世。而何舜宾之谪归萧山，更是在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已是魏骥去世后的16年。从这个时间顺序来看，《富志》“刘序”所谓“尚书公自著《湘湖水利事述》……授门人前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何舜宾”，肯定是接受了舜宾亲属的嘱托；《毛志》“以其书授之门人何御史舜宾，曰：‘清此湖者，君也’”，就更明显地属于“演义”类笔法了。
    也可能魏骥“授门人遗命”一说实在太勉强，毛奇龄有时就避开最难圆其说的细节，改换成一种较为软性的说法。如在《萧山三先生传》之二《何孝子传》中，他这样说：
    邑有湘湖……前此，魏文靖骥已经扩复，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宾故文靖门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当治湖。”遂发湖民私占者揭县具奏。
    虽然何舜宾接受乃师遗命的意思还在，但改临终“授命”为事后“受命”，终究可使破绽有所减少。不过，何舜宾“慨然”之所言仍令人略感不伦。据前引王鼎所撰小传，舜宾“奉敕挑金陵河道……历有成绩，都人树《南台风宪碑》于白下”，干得相当不错，似乎不应也不会有“不能治渠”之叹。我猜想“吾不能治渠吾当治湖”9字，很可能从“清此湖者君也”6字中演化而来。
    又如在《萧山三先生传》之三《张大司空传》中，毛奇龄特意列出一个师承谱系：
    公师孝子(指何竞--引者)之父御史，御史师文靖，自文靖以下师生三世相继复湖，或曰有所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