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有关维希政权和阿尔及利亚的争辩不允许人们重新回到更为爱国的叙述中。在法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研究者致力于描绘法兰西帝国的成就后，最近出现了抗议浪潮。这表明，试图把历史职业在“伟大祖国”(la grand patrie)中重新民族化，存在着各种限制。(102)当然，在欧洲的不同民族历史编纂学中，帝国的历史已经被民族化了。不过，至少在历史编纂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从表面来看，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不再有可能把帝国的历史描绘为一部民族历史的延伸之作。后殖民理论有助于击碎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故事情节。(103)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国家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可以说是最后一部试图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歌颂为文明的传播者和承担者的帝国历史著作。(104)50年以来，有关帝国的历史编纂不仅极为关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负面效果，而且还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文化转移进程--这种转移不仅体现在从欧洲世界到非欧洲世界，而且还体现在相反的方向，即从被殖民的和附属的边缘地带到宗主国的中心地带。这种研究成功解决了以国家为中心的、针对中心-边缘关系的不变理解--这种理解曾经建构了一种旧的世界体系分析法。(105)这种对于转移和跨民族主义的关注，实际上很好地超越了帝国史。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使用比较性和跨民族性的方法，以便超越民族历史。不过，与此同时，其他历史学家们却也发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不要良莠不分地把所有一切都抛弃，而是应该认识到，在研究19-20世纪的历史中，民族框架在许多方面仍然拥有其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们试图建立民族历史编纂的各种形式，以便既在认识论上从方法和理论方面对更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提出挑战，又能提出关于民族的万花筒式观点，即多视角的、碎裂化的、非本质主义式的观点。(106)在21世纪初，看起来，一种更为自我反思式的民族历史，将继续同一种愈加普遍性的跨民族和比较视野共存。不过，后者相对降低了民族框架在分析和解释历史中的重要性。欧洲的不少历史学家正在期待一种真正欧洲化、也许甚至是全球化的历史编纂。(107)但是，他们正在面对的一种艰难抗争发生在这样的欧洲：在这里，民族国家仍然是认同的最为强大的港湾，同时又是历史编纂最为恰当的框架。
    五、结论：通往一种快乐的折中主义吗民族历史编纂并非是19世纪的产物。不少民族隐喻更古老，而且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或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启蒙史学家们也曾编纂过民族历史。不过，直到19世纪，随着历史编纂的浪漫形式出现后，民族历史编纂的目标才首先被界定为有关民族特殊性的研究，民族也被理解为拥有着自己特征的集体个性。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被用来界定独一无二民族性的特征，以此来建构民族，并为这些民族来创建国家。在19世纪，历史编纂的彻底民族化是同历史学科的职业化同步发展的。这种趋势产生的历史学家是整个欧洲民族建构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可以是有关民族过去的权威。在欧洲的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引导的手段，它让“科学的”威信进入到历史编纂这门学科，并使其实践者扮演了解释过去的特殊角色，进而使后者得以通过科学，掌握理解当下、预测未来的钥匙。
    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框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模式。西欧和北欧是长久存在的民族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在另一些地区，曾经出现过独立的国家实体，但却没有民族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捷克；还有一些民族还没有为其民族建构起任何制度基础，因此只能用种族-文化的方式来界定它们，例如芬兰、挪威、斯洛伐克、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同时，还有一些民族，如希腊、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发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和达契亚人，并认为，从那些古代先祖到当下，它们的民族性格拥有着本质上的连续性。
    然而，无论民族框架存在着如何醒目的多样性，但是在整个欧洲，从西部到东部，从北部到南部，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建构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人们追随着赫尔德，把民族的故事情节种族化，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学，尤其是包括“普通人”的语言和习俗。这种对于文化原初性的关注，导致了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竞赛。为此，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论证的使命，来证明其民族的独特文化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年代。这种有关原初性的担忧通常还会由于人们对起源的关注而恶化。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家彼此竞争，试图证明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在那个晦暗而遥远的过去，拥有着更为长久、也更具本质性的源头。起源神话很快在整个欧洲构成了各种民族历史。漫长的历史总是意味着衰落和重生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颓败期后，出现了复兴期和“黄金年代”。在“黄金年代”中，民族为欧洲文明做出了主要贡献。每一个民族在界定自我时，不仅通过他们各自独特的民族精神，也借助了他们的民族敌人--内部和外部的民族敌人。那些敌人经常被女性化。这一点指出了欧洲民族叙述性别化的重要性。民族敌人们时常被民族英雄们所征服。而英雄和敌人这两者肯定都属于浪漫式民族叙述中的众神。
    随着19世纪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制度化的增长，这种英雄般的浪漫式民族叙述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的挑战。浪漫式的历史学被重新审视，并被发现了缺陷所在，进而遭到谴责，被认为传播了历史神话和半神话。但是，更为严肃的实证主义式的历史编纂学并未放弃历史编纂的民族方向。正好相反，他们赋予了民族故事情节以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历史学家们自称为职业历史学家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努力在建构故事框架中，取得同样高水平的技术工艺。当他们面对足以威胁和挑战民族范式的宗教叙述和阶级叙述的竞争时，便竭力维持民族历史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历史获得了成功，把那些可被取代的叙述框架纳入到自己的类别之下。
    当欧洲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时，历史学家们及其叙述在从文化上动员民族、并为战争行动提供论证方面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一战之后，军事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见证了民族叙述的激进化现象，尤其在那些由于《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和约》的战后安排中失去了大量领土的民族国家。德国和匈牙利特别发展了民族-文化叙述的种族观，试图修改战后疆界，把他们的民族边疆一直延伸，直到可以囊括所有被视作在种族上属于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群体。不过，民族叙述同样在其他地区也繁荣发展。当欧洲民族第二次陷入到军事冲突中，而且这场军事冲突不仅覆盖了欧洲大陆，而且还延伸到整个地球时，民族叙述及其承载者们仍然站在了论证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合理性的前沿地带。1945年后，试图重新稳定传统民族叙述的努力是短命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整个欧洲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于民族过去进行更多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观念开始出现在前台。从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数量的增加、方法论和主题的多元化，都促使民族历史编纂类型相对衰落了。不过，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民族已经丧失了在职业历史学中所拥有的独一无二性和全权性，但它仍然在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编纂中扮演着重要的框架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