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自身也以显著的方式为民族叙述重新定位。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历史编纂传统的开端。这种历史编纂传统所开辟的道路造成了立宪主义的、辉格式的、进步主义的民族历史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种把1688年凸显的叙述都是英国民族历史的主流。1789年标志着法国共和派叙述的起点。其特点是强烈的、普世主义的雄心壮志。据此，大革命成为一种核心的参照点。同样，在德意志领土上爆发的1848年革命，成为北德自由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民族叙述的参照点。他们抛弃了反中央集权的、英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转向(普鲁士的)中央集权主义、权力政治和现实政治。许多革命，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产生了民族历史编纂中极为明显的流亡传统。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于革命斗争之外的历史学家们，被迫流亡。在流亡地，他们继续生产可供选择的民族故事情节。这一点体现在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独裁和共产主义独裁体制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和政党都侵犯了职业历史学的自治权，并试图压制那些与通行的民族历史未能保持一致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但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历史却是由一大批流亡历史学家完成的。在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期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流亡地，总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同样，1945年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和东欧的民族历史学家们，在冷战期间，也努力在西方发表意见。然而，这些在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极少直接延续了被革命击败或由此而保持缄默的那种民族范式。在大多数例子里，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都以多元而复杂的方式，受到了流亡经历和流亡地所属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正因如此，例如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斯菲尔斯便受到他在美国流亡经历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个案中，还存在着许多微妙的延续性，使之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保守主义同1945年后的自由保守主义联系起来。(68)据称，阶级得以挑战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宏大叙述的潜力，在种族叙述中并不存在。在19世纪，文化和语言是民族历史浪漫式的种族化浪潮中的主要关注点。因此，种族叙述总是可以同民族叙述相互交替。到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促成了“种族”概念出现在民族历史编纂中。现在，文化优越观同种族繁育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例如中东欧的历史编纂学便不得不对付并回应德国史学，因为后者把一种所谓让东欧文明化的使命同日耳曼种族高于斯拉夫种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德国和匈牙利那些国家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让大量本民族的成员被遗留在民族国家之外，成为其他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一种种族化的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变得更为流行，而且还助长了此前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对于民族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释。(69)这种历史学宣称，民族有权把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人统一起来，以此要求修改边界，并论证了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的合法性。德国的“民族史”(Volksgeschichte)或许是这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化历史编纂的最为出名的例证。但它绝不是孤证。(70)例如，若我们观察希腊，那么可以看到，在希腊，“梅加利”(Megali)观念颇受欢迎。这种观念假设，前拜占庭帝国的土地都属于希腊，因此都需要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同一领土空间内，同时建构不同的种族叙述，便会使种族性原则显现出爆炸性的特征，因为它很快便会产生如何处理“其他种族”的问题。一些地区花费更多气力去构建民族国家，并在传统上忽略少数民族，将他们排斥在民族故事之外，例如挪威、瑞典和芬兰的萨米人(Samis)，丹麦的爱斯基摩人，匈牙利的罗姆人(Romani)。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变化背景下，对于民族的民族性和种族性的界定，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野蛮形式，其中包括种族大屠杀和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这便对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整个欧洲重铸民族故事情节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通往后民族的民族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71)在1939-1945年间的战争、占领、(通敌)合作与大屠杀的动荡发生后，整个欧洲的民族历史都经历了重新审视。欧洲的民族故事情节朝着战后世界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同冷战分裂欧洲(的情势)相适应。在1945年后不久，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在局促不安与真挚反省中，试图竭力保持现存民族叙述的稳定性。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对于民族历史进行最为激进的重新评估，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它直接造成的混乱曾经使欧洲落入深渊长达6年之久；它必须为这种混乱负责。它就是德国。在这里，亚历山大·阿布什(Alexander Abusch，1902-1982年)建构了一种德国民族历史观。当他把德国历史进程形容为一连串的灾难时，这种历史观很快便被总结为“不幸理论”(Miseretheorie)。(72)德国民族历史的外部观察者，如英国的泰勒(A.J.P.Taylor，1906-1990年)倾向于认为，德国民族历史以极端(变化)而出名，因此几乎完全同英国民族宏大叙述所强调的缓慢改革，形成了截然对立。(73)更让人吃惊的是，那种试图负起责任来修改德国民族宏大叙述的真挚反省，却没有维持多久。阿布什的理论很快便不对东德共产党人的胃口。后者希望构建一种民族历史，以有助于巩固和维系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德国。同样，在西德，职业历史学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变化。面对它曾经广泛支持纳粹主义和战争(这一事实)，它要么继续保持，要么寻找理由。民族社会主义被广泛地描绘成一种毫无污点的民族传统的例外现象。那些曾经同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也面临着在民族叙述中去解释这种联盟、并找到历史定位的艰难使命。在铁幕的东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官方宣称的反法西斯主义条令中制造了避难所，让绝大多数民众回避了任何罪责。只有那些统治阶级才为本国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邪恶同盟负责，并在战后革命进程中遭到了惩罚。与此同时，这种革命进程又让共产主义者夺得了政权。在罗马尼亚，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段在民族历史中增添严格国际主义和严厉批判性视角的时期。但在共产主义领袖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1918-1989年)的支持下，许多传统的民族叙述重获肯定，一段漫长的强烈民族主义时期随后出现。在匈牙利，官方的反法西斯主义讨论十分成功地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匈牙利人并非是二战中的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并且曾经参与过种族清洗和民族大屠杀。
    在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承担起把本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置于民族延续发展历史中的使命。总体而言，他们为此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反复兴运动”(anti-Risorgimento)，亦即反民族的运动。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把民族社会主义排斥在德国民族历史之外，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法西斯主义。他们如同德国同行那样，在总体上强调，(意大利的)民族好传统已经保留在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特别是在1943年后反对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这种抵抗运动被描绘为争取民族自由和重生的斗争，其结果体现在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对那些二战期间有过被占经历的国家而言，抵抗运动在1945年后重塑自豪的民族叙述中极为重要。法国便是极好的例证。(74)历史叙述对普遍存在的同纳粹(通敌)合作的历史轻描淡写，取而代之的是把抵抗运动刻画为代表法兰西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追求自由和民族重生(的形象)。在这种叙述的共产主义变体中，这种抵抗故事还带着一种沉重的阶级变调；相反，在更为重要的戴高乐主义变体中，它则确保所有法国人(无论阶级)都能被融入其中，而且得到解脱。在丹麦，民族宏大叙述中的传统反德国导向在二战后再次得到增强。被占时期被理解为本国被一个趾高气扬和扩张主义的邻国所欺凌(的历史)，它是本国的耻辱，但这个邻国也遭遇到集体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