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领土上的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通常被视作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产生有关历史学新认知的学校。文献学与史料考证成为历史学家最为重要的工具，以便截然区分“神话”与“事实”。(13)在历史研讨班上，教授和大学生共同挖掘历史遗留物，并通过研究，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扩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在19世纪，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把这种对于历史编纂的新理解进行了总结，使之成为(历史学的)象征。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都涌向德国，以便成为一位德国大师的学徒，从他那里获得这种历史技艺的工具。(14)历史编纂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在围绕兰克形象的欧洲崇拜中，找到了如此强烈的表现方式，它导致了人们对业余和职业、文学和史学、或者更为重要的“神话”和“历史”之间做出了断然的区分。这种“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完成重要的类型建构，并把历史学家塑造为过去历史中“真实发生”之事的权威性发言人。
    正是这种权威性，让19世纪的历史学家如同建国者那样引人注目。其他同样宣称“科学性”的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相互关联，提出各种支持民族动机的言论。地理学、考古学、制图学、钱币学和谱系学轻而易举地占据人们的头脑，并很快成为形塑民族宏大叙述学科列表上的详尽对象。有争议的问题是，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临亚洲次大陆--所锻造。(15)不过，在18世纪后半叶，当新的“科学”范式刚出现时，正好也是启蒙史学达到巅峰之时。(16)启蒙史学强调普遍类型，例如进步和自由。这便意味着，它的实践者们通常对民族特性毫无兴趣。相反，他们试图在历史中建立普遍性的人类法则和人类特征。这种观念引导不少历史学家用跨民族的历史形式来撰写历史。即便他们写到一个特殊民族的历史时，他们也通常努力去强调这种特殊民族历史中的普遍法则。不过，在根据启蒙普世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的历史编纂和根据此后浪漫民族主义决定下的历史编纂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截了当的一分为二。事实上，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休谟都显示出他们对民族特征及民族之间差异的兴趣。(17)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zer，1735-1809年)便是对民族特性与普遍法则都感兴趣的好例证。施勒策尔的全部生命和作品都集中表现在：尽管他也曾撰写过民族历史，但狭隘的民族视角对他而言几乎毫不重要。他首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完成学业，然后成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俄国史教授。1768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的教席。在这里，他不仅产生了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俄国史的(研究)兴趣，而且还出现了对于广阔世界中的各民族的普遍兴趣。他的普遍历史观逐步发展，并对历史哲学中的普遍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18)1789年法国大革命连同《人权宣言》，象征着在被启蒙运动所欢迎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社会的努力达到顶峰，但它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研究的转折。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对外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的一种重要工具，以保卫本国的特性，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成为一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的民族历史观散布到整个欧洲，并让赫尔德成为民族历史编纂中另一位重要的欧洲形象。(19)在赫尔德看来，任何人(people)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nation)中；诗歌和语言(而不是历史)才是民族精神与本质的最佳表达方式。他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的影响，并不抱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宣扬一种真正的民族多元主义，即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赫尔德是一位反对殖民主义、抗议欧洲帝国的民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杰出学者。他的民族观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统一体。但是，他对于民族文化源头的关注，却为所有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后者更醉心于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独特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古老，因此更有价值。其他民族则被划分为“附属性的”或“二手性的”。
    赫尔德向中欧、中东欧和东欧的所有那些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种群发出了号召。在整个19世纪，他们都醉心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20)他启迪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复兴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语言学家、诗人、民谣和神话的收集者，以及历史学家(或者还有其他人)所发起的。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建立起一整套证据库，来维护民族的特性。他们引用了语言学家的著作，强调语言扮演着普遍历史起源的指示灯角色，并时常将之回溯到中世纪。(21)他们指出了不同的文学传统，以抬高各自民族的成就。他们时常强调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不止一个民族在回忆起各自对宗教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时，被宣布为“神圣的”(民族)。上帝时常被卷入其中，成为锻造民族特征、或散播原初民族种子的始作俑者。整个欧洲的民族故事成为“黄金年代”、“失去家园”和“民族复兴”的系列剧。民族史诗，如芬兰的《卡勒瓦拉》(Kalevala)，(22)被重新发掘，以建构神话般的“黄金年代”，并证明这个民族及其雄心壮志的永恒性。假如缺少坚实的证据，历史学家也不反对去创造史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整个史诗都是为了强化本民族的可信性。创造苏格兰诗人莪相(Ossian)，(23)瓦克拉夫·汉卡(Vàclav Hanka，1791-1861年)伪造王后宫(Kniginhof)与绿堡(Grünberg)的手稿(24)--这些都是此类“创造传统”的重要例证。(25)历史学家们刻画出本民族的美德，并以这些美德来抵制其他民族所谓的道德堕落。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并非只是中东欧的时髦之举，它在比利时也有着很好的记录。(26)人们在针对其他民族(特征)的情况下来界定本民族，尤其是针对邻近的民族。同样，民族在建构过程中，也针对那些所谓的内部敌人。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历史中，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经常出现。他们被视作侵蚀内部统一、妨碍民族精神一致性(的敌人)。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匈牙利的民族历史学家格于拉·蔡克夫(Gyula Szekfü，1883-1955年)--尤其把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相反，君主与王朝却被称颂为融合与统一的象征。当然，君主并非是唯一的民族英雄。建国者，如俾斯麦或加里波第；民族的拯救者，如威廉·华莱士和丘吉尔；民族的改革家，如彼得大帝和冯·施泰因男爵；军事领袖，如毛奇、戴高乐或古斯塔夫·瓦萨；文化偶像，如莎士比亚、席勒、塞万提斯、莫里哀或但丁；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扬·胡斯和马丁·路德。所有这些人都进入到民族历史编纂的先贤祠中，拥有了“伟人”的头衔。(27)在整个欧洲，民族历史总是高度性别化的事务。(28)正因如此，例如描述民族敌人一般采取了女性化的形式，而唤醒民族意识时，则总是同男性力量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不过，历史学家也时常把本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或强迫的时期称之为本民族受到“强奸”的时期，以此把敌对民族视作男性强奸犯。民族圣徒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尽管大多数民族的积极代表和英雄都是男性，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法国的玛丽安娜(Marianne)和圣女贞德(Joan of Arc，约1412-1431年)、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年)和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Queen Luise，1776-1810年)。在捷克的民族历史中，古代捷克历史中的女性自由是同德意志女性受到所谓压迫的历史形成对比的--这是一种叙述的策略，以强调捷克民族拥有更多的民主倾向。不过，整体而言，战争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紧密关联，使得妇女一般被排除在民族故事情节之外，而男性公民-战士及其英雄主义(行为)总是占据着中心舞台。女性偶尔也会以战士的身份出现。正因如此，当波兰女性在1831年武装起来，抵抗沙皇俄国时，她们在民族历史中也确保了一种突出的地位。神话般的波阿狄西亚(Boadicea)可以被描述为抵御罗曼入侵者以为英格兰特性而战斗。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rota)的女面包烘焙师为1385年阿勒祖巴洛特战役中葡萄牙人战胜(西班牙)卡斯提尔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在绝大多数葡萄牙民族历史中一再提到的小事件。(29)不过，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女性战士并不符合19世纪历史叙述的性别秩序，因而通常是在这些叙述之外记载下来的，例如德意志的“童贞之剑”(sword virgins)，她们便是在19世纪前10年的自由之战中，在其男性战友一旁共同战斗的。(30)相反，女性一般被呈现为反英雄的形象。正因如此，波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勒维尔(Joachim Lelewel，1786-1861年)便把波兰国王的外籍妻子们都描述为所有邪恶外国习俗的来源，而且这些外国习俗正在侵蚀波兰的民族文化。同样，许多西班牙民族叙述都把一位妇女佛罗琳达(Florinda ‘La Cava’)(31)斥责为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故事中的主要罪人。大多数民族历史都集中描述本民族为一个大家庭，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美德被综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总是彼此相互显现。把沙皇塑造为所有俄国人的父亲形象，总是同“俄罗斯母亲”的祈祷同步发展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h II.，1712-1786年)随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一起出现，成为德意志民族美德的主要象征。女性在民族历史中的形象，或者作为王后、圣女、如神话般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或者作为那些把自己献身给民族的人，或者作为母亲模板和当代女性的角色参照。女性反映了民族中融入性的、沟通性的、友好性的、防御性的和平凡性的一面。在民族的另一面，则是在危机时刻保卫民族的(男性)战士和政治家。特别是当历史学家试图把民族神圣化时，女性总是扮演着一种为民族动机而献身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