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阶级开始进入到学术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职业历史学里社会史和经济史变得更为重要的国家。不过，与此同时，阶级仍然被民族化。例如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对阶级事务和社会性问题的兴趣便在德国民族历史中找到了表达的途径。(63)在英国，哈蒙德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1872-1949年；Barbara Hammond，1873-1961年)、韦伯夫妇(Sidney Webb，1859-1947年；Beatrice Webb，1858-1943年)、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和柯尔(G.D.H.Cole，1889-1959年)把阶级和社会史推向了前台，但他们仍然主要研究的是民族话题。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其他职业历史学家相比，早期年鉴学派对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不感兴趣，而是更为积极地使用“阶级”类别，来鼓励比较性和跨民族的历史编纂。(64)1935年成立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也公然呼吁撰写一种跨民族和比较性的阶级史。(65)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挑战历史编纂中民族范式霸权地位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阶级范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例如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年)把“阶级”置于“民族”之前，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66)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经典时期，也出现过其他对于民族宏大叙述的著名批评，不过或许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年)的批评最为出名。他在《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全力争辩道，并非英国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根据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所谓永恒价值观，来进行评价。不过，他们极少根据自己所希望研究的方式，提出一种替代品。那些已经接受阶级而非民族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主导框架者，才提出了这样一种替代品。
    不过，更为一般的情况，仍然是把“阶级”融入到“民族”中的做法。当社会史在民族历史中赢得重视后，“阶级”成为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历史向更为古老的、几乎仅仅从政治方面来建构民族的历史发起了挑战。它们试图把社会建构融入到民族历史中。但是，这种对于“阶级”和“社会”的关注绝非是放弃早期民族要求的信号。这一点反映在德国“民族史”(Volksgeschichte)的激进民族主义、年鉴学派领导者深厚的爱国主义以及韦伯夫妇对英国特性的论述之中。1917年后，苏联的历史编纂学同样未能抛弃民族框架。现存的俄国民族叙述偶尔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作品)。一些号召希望历史学家们用革命性的民族叙述取而代之，即抬高工人在锻造民族国家中的贡献。但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历史编纂学接受并调整了许多俄国的民族主义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曾在沙皇历史编纂学中颇为出名。(67)例如，正因如此，在斯大林的苏联，如同沙皇俄国那样，(历史学家们)都不可能认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与斯拉夫人无关。事实上，有关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之争，已经颇为久远。从8世纪以来，亲斯拉夫派坚持俄罗斯的斯拉夫起源说，而诺曼派提出俄罗斯国家可以追溯到维京人。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些非俄罗斯人--如古斯塔夫·埃韦斯(Gustav Ewers，1879-1930年)--站在了这场学术争论的亲斯拉夫派一边，而一些俄罗斯人--如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1800-1875年)--却站在了诺曼派的一边。但是在斯大林的俄国，国家与共产党却认可并支持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年)关于俄国的斯拉夫根基之说。
    当阶级讨论出现在19世纪时，其支持者总是宣称，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把工人阶级从民族中排斥出去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以此努力把阶级讨论与民族讨论结合起来。工人们塑造了真正的民族，因此人们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地位。正是那些醉心于“特权”者，不惜牺牲他者，自己却过着寄生般的生活，并阻碍了统一之路。这种关注统一性的核心思想把阶级叙述和民族叙述联系了起来。正如民族叙述那样，阶级叙述也沉迷于寻找民族阶级斗争的起源，创建民族化阶级斗争的一种延续性历史，这种斗争从晦暗遥远的过去一直持续到当下。这两种叙述都致力于消除部分的、“自私的”利益。但是，这种自私性在哪里呢?在许多国家，它在贵族那里。不过中产阶层也逐渐被塑造为妨碍统一的重要因素。这种讨论总是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社会阶级应该被视作民族观念的主要承载者?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一问题的答案明显不同。在波兰，上流社会和许多历史学家--如莱勒维尔--强调的是，对于民族建构而言，15-16世纪贵族们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极为重要。在许多工业化的国家里，主要是英国，民族建构主要是中产阶层完成的，他们也建构起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其内容包括工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持续性发展。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乌克兰，自由农构成了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民族便是围绕着农民的自由观而建构起来的--这种农民自由观必须被用来抵制一种本土的、或者更为常见的“外国的”精英之侵蚀。只要阶级敌人是外国的，那么阶级斗争便会轻易变得种族化。因此，在哈布斯堡帝国里，操德语的精英经常在非德意志人的民族叙述中被刻画为主要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一些小民族，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颇具自我意识地倾向于把他们自己刻画为庶民般的民族，以抵制“外国”精英和拥有贵族特权的阶层。
    阶级叙述的中心通常会围绕革命和革命事件而展开。革命曾经是民族的奠基时刻(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但它们同样是阶级和民族走向冲突的时刻。即便在那些并不包含自身成功革命的民族故事情节中，革命也常常会成为一个缺位的“他者”。如英国和德国的民族故事，总是首先强调革命并非是必要之举。因此，革命与阶级便被形容为立足于民族传统之外的因素。革命的叙述总是有关民主权利和自由扩展的叙述。正因如此，革命便强化了现存的不统一性和排外主义。假如革命失败，围绕在统一性缺失上的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假如革命胜利，重建统一的要求便会打下革命经历促成民族起源、重生、恢复活力和统一的革命神话之基础。不过，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反对革命的叙述。它提供了一幅关于革命的迥异图片。它把革命视作篡夺和摧毁民族传统之举。如此，法国共和派的叙述把1789年视作统一和力量的源泉，而天主教的叙述则谴责1789年造成了法国传统价值与标准的沦落。甚至在支持革命的叙述中，各种阶级的变体也为叙述的建构方式增添了完全不同的掩饰。只要希腊革命被呈现为一场反对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起义，那么这就是一段民族统一的故事。但是，当雅尼斯·考达陶斯(Yanis Kordatos，1891-1961年)把这场革命解释为社会起义，而非民族起义时，那么这场起义所直接反对的目标便是土耳其人和本土希腊人中的压迫者。阶级便以如此重要的方式重构了民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