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与西欧多元化的历史编纂学相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时常更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民族叙述。而在西欧，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大屠杀和许多黑暗阴影，却始终无法被排斥在记忆地图之外。(87)这些阴影中的最为黑暗的一块，便是犹太大屠杀。它并未成为任何欧洲国家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话题。即便那些试图在民族叙述中围绕“本民族”的建构来帮助保留“其”犹太人的国家，如丹麦或保加利亚，犹太大屠杀也仍然没有成为叙述核心。同样，在主要的侵略国德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把德国人视作受害者的记忆一直占据着民族叙述的主流地位。德国人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是盟军轰炸的受害者，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是在苏联战俘营中被劫掠强奸、痛苦折磨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的受害者。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起，犹太大屠杀才成为德国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从此刻开始，西欧其他国家的犹太大屠杀叙述变得更具有自我反思性，并对本国在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进行了批判。这种趋势同时也是20世纪60年代职业历史学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当时，西欧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扩张，从而导致大学历史学家数量的激增。(88)当通往职业历史学家的门槛不再那么容易控制时，对于传统民族叙述的挑战便得以加强。不仅欧洲历史学家的交往圈子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欧洲史、或者说欧洲民族国家史的编纂，也处在美国大学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之下。西欧各国之间以及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交流计划，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受到其他民族学术体制的熏陶，从而扩大了视野，并产生了对于跨民族历史和比较历史的兴趣。历史学家们不再受限成为本民族的宣传者，而是逐渐把自己视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协调者。职业历史学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同样意味着历史编纂的显性民族形式丧失了重要性。再者，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转而为编纂历史建构亚民族及超民族的框架时，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自身也成为受到挑战的知识领域。
    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范围内，向社会史的突破，极少同放弃民族范式的行动联系起来，费迪南·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其他代表退出了民族(讨论)，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历史和中世纪史。西欧和东欧的一些社会史学家，如英国的埃里希·霍布斯鲍姆、联邦德国的于尔根·科卡或民主德国的于尔根·库岑斯基，都试图把“阶级”置于“民族”之上，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但是，真正的跨民族和比较性的历史编纂学仍然极为罕见。大多数社会史继续在一种民族脉络中撰写。二战后，出现了国家性的学术机构，如意大利的葛兰西研究所、法国的法兰西历史社会研究所、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等。它们有助于阶级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种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民族化的阶级宏大叙述衰落了，它还发现自己处于严重危机中。(89)历史编纂学的职业及其方法的真正多元化紧随而至。在历史编纂的旧形式之后，新政治史、新文化史、新国际史、妇女史、性别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后现代历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开始出现，并对历史编纂学的旧形式提出了挑战。一些新选题和新方法同样开始挑战民族历史的框架。例如，妇女史学家和性别史学家便提出，任何关于社会中女性地位与性别关系的讨论，或许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中。(90)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所挑战的假设是：民族框架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研究体系)。(91)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推翻民族认同的本质化构想，并开辟道路，对民族归属进行建构主义和叙事学的解释。(92)在21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位职业历史学家还愿意公开宣称，他对统一的民族叙事抱有无可置疑的信念。
    在许多欧洲民族国家里，对于民族历史的更富有质疑性、也更显示戏谑的观点逐渐出现。但与此同时，努力把认同与历史再民族化的尝试也随之产生。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遗产抱有好感者，也包括职业历史学家，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1921-1994年)，他号召撰写更多的爱国历史。(93)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可以说是由自由-保守派历史学家引发的最为出名、影响最久的努力。他们认为，民族历史是加强民族一致感、赋予民众一种民族归属感的必要之举。(94)在80年代，追求后现代观念、希望不要把西德认同建立在民族历史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各种变体之上的人，看上去取得了胜利。但是1990年两德出乎意料的重新统一，再次为这场历史学家之争带来了第二幕。历史学家之争成为回归民族历史的标志。(95)在20世纪90年代，假如民族国家的回归促使德国叙述出现再民族化的趋势，那么在意大利，激发历史学家团结起来为保卫意大利民族而战的动因是民族国家的危机。(96)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关键代表们，如费德南·布罗代尔，虽然曾经对离开战后时期的民族视角表示欢迎，但现在却又带着一种乡愁和爱国式的透视镜，重新回归到民族这一主题。(97)同样，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之崩溃，见证了各种各样试图重建民族历史的努力。其中一些直接导致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行为的再现，例如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98)一些国家则产生了排外式的反应，并以存在极大问题的方式同民族历史建立起联系，例如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伐克。
    不过，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民族历史回归并非直截了当的。例如在德国，1990年后对于一种正常民族认同的追求时常产生一种认同，它以民族认同的西方化形式为核心。正是在这种叙述中，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于2000年出版的民族历史著作特别强调指出，联邦德国已经从一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成为了西方化(的国家)。(99)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历史中“四种民族”观点的成功，结束了长期以来英格兰人高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历史。(100)虽然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1945-)仍然是传统民族叙述的著名宣传者，但是他对于丧失强大英格兰民族叙述所抱有的哀悼之情，却是今天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中的少数派。(101)在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体中的历史在使历史叙述再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