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历史学家充当本民族的发言人，那么他们总是强调本民族的统一性，而且还经常指出本民族之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随着19世纪的发展，赫尔德民族观念中的世界主义萌芽已经被快速遗忘了。虽然历史学家们在其职业内部被越来越细化，但到19世纪末，他们又被快速欧洲化。大多数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历史学家相信，学术是客观的、科学的。他们还论辩性地指出，学术应该没有国界。例如，世界历史学大学的开端便可以追溯到1898年。(45)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一种国际主义情感却很难得到维系和坚持。当时，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历史学家是如何把自己奉献给各自国家的。(46)特别是在1918年后，军事上的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以至于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为当下的民族收益而去制定政策、划定疆界、利用过去。(47)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高潮期，热烈的民族主义和跨民族职业网络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却没有可能找到缓解之道。
    假如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很难把一种跨民族的自我理解同民族要求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当然会奋力维护民族宏大叙述的统一性，并排斥其他对民族历史或民族特征的解释。尤其是宗教和阶级的叙述不断地威胁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故事情节的一致性。它们必须融入到民族宏大叙述中--这种任务常常会产生摩擦和历史争议。假如我们首先来看宗教问题，便会发现，在大多数的中欧、西欧和北欧中，历史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很少有例外。即便他们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他们的历史编纂学中，一种“文化性的基督教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天主教则经常被视作一种落后的、迷信的、而且是妨碍进步的反民族力量。这种反天主教的基督教民族历史编纂学还由于19世纪许多民族历史学家的自由倾向而再次得到加强。欧洲天主教的一些地区曾直接同压制民族雄心(的行为)有联系。正因如此，在哈布斯堡帝国，天主教被广泛地同德意志人支持帝国的情感联系起来，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的民族情感则通过他们对胡斯教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信仰，以宗教术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英国，天主教被具体化为“外国的”--基督教的不列颠帝国趾高气扬地面对着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影响。(48)芬兰历史学家潘蒂·瑞瓦尔(Pentti Renvall，1907-1974年)直截了当地把天主教形容为不容于北欧思想的外来物。这些把基督教视作民族认同的一种关键因素的叙述，时常把基督教地区同政治性民族的演化联系起来。英国立宪主义、瑞士共和主义和德意志立宪主义的建构，都深深地依赖于对于基督教义的理解。尽管个别天主教徒，如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和德国的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1887-1966年)有可能成为职业性历史学中受人尊重的学者，但天主教叙述被有意地排斥在外，并被时常视作一种畸形(现象)。在信仰多元化的国家里，例如德国、瑞士或斯洛伐克，基督教的故事情节通常会占据职业性历史学的统治地位。
    不过，各种信仰共同体勾勒出他们各自的民族叙述，以至于常常强化了泾渭分明的宗教氛围。例如在德国与荷兰，民族叙述便根据不同的信仰教派而得以构建。相反，在法国，主要的分界线出现在世俗叙述和天主教叙述之间。在信仰同质的国家中，情况都是如此。在路德宗的瑞典和天主教的西班牙，分界线同样出现在世俗性的民族叙述与宗教性的民族叙述之间。在民族和宗教之间几乎不存在张力的一些国家，如那些单一信仰的国家(挪威)，宗教已经在民族叙述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也可想而知。相反，在东欧，宗教可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异见者角色，例如在东正教的俄国、东仪天主教的乌克兰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49)当然，信仰观可能在民族对抗(的情况中)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敌视的民族宣称皈依另一种信仰。不过，正如波兰与立陶宛都是天主教国家，普鲁士/德国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都是基督教国家那样，民族对抗不得不同信仰差异之外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
    宗教和民族主义构成了强大的联盟，但它们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矛盾。民族主义时常被视作世俗性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即让政治取代了宗教，成为救世的关键因素。(50)同时，宗教有时也被视作挑战民族所要求获得的绝对忠诚感的强大敌人。从许多方面来看，19世纪的帝国要比民族国家更容易找到同各种宗教共存的方法。随着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科学国度的崛起，宗教信条和民族或许已经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与此同时，仍然出现了不少将两者联合起来的尝试。宗教继续成为民族命运和认同的塑造者，而所有世界性宗教的普遍渴望常常带着民族的雄心壮志，显得步履艰难。因此，并非偶然的情况是：在19世纪的意大利，新教皇党(Neo-Guelphs)未能围绕着教皇执委而创建一个意大利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欧洲民族专门用宗教来界定自己。毫不奇怪的是，一位法国人埃尔奈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在其对于民族的经典界定中，便强调指出，宗教并非是建立现代民族特性的一种充足基础。(51)不过，在许多民族共同体中，在那些渴望成为统一体的人们中间，宗教毫无疑问仍然属于最有力量的黏合剂之一。也正因如此，宗教被广泛地加以利用，以增强民族故事情节的基础。
    在19世纪的法国历史编纂学与德国历史编纂学中，宗教信仰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把自己的工作视作追踪和记录上帝在历史中的行为。(52)历史中的伟大个人则被描述为一种更高意愿的代理者。19世纪的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还研究神学，而且来自于牧师家庭。在他们的编纂中，宗教讨论变得民族化，而民族讨论变得神圣化。宗教为民族服务，同时也成为理解民族的一个关键因素。民族成为新的宗教。民族叙述的结构时常类似于《新约》的结构。耶稣的遭遇、死亡和复活等同于民族的解构、毁灭和最终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时常把波兰称之为“民族的基督”。这种同基督情感的比较同样很容易出现在其他历史编纂学中，如匈牙利。(53)在许多民族中，宗教成为民族自我理解的关键因素。东正教观念和罗马尼亚的特性事实上成为同义词。(54)瑞典民族被建构为抵御俄国(在隐含的意义上也抵御东正教)扩张的路德宗堡垒。同样，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也在抵御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保卫了欧洲的基督教。在19世纪，丹麦时常认同一种内向省视的路德教义。(55)帕拉茨基在描述捷克民族时，把15世纪的胡斯教义视作捷克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在波兰与立陶宛，天主教会被建构为在长久失去国家主权期间保障本民族复兴的机构。(56)在西班牙的弗朗哥(Franco，1892-1975年)和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1889-1970年)的统治下，天主教也成为民族叙述的关键因素。(57)这两个民族只有通过把教会和王权融合起来的方式，才实现了使民族显得更为伟大(的目标)。希腊的民族叙述把东正教描写为通往古希腊遗产的桥梁。“希腊基督教”成为欧洲文明与文化的摇篮，由此，现代希腊民族便树立了相对于所有敌手而言的更高地位。(58)当民族叙述在建构时，用宗教术语来界定民族使命时，宗教便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叙述强调的是，这两个民族如何把天主教带到半个地球，它们又如何把穆斯林驱逐出欧洲。波兰、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和希腊同样把自己的民族历史描述为保卫基督教的欧洲不受异教徒(的侵犯)。1526年抵御奥斯曼人的摩哈赤战役(Mohacs)被描述为匈牙利的一场民族灾难，但匈牙利人为了维护基督教的欧洲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被视作巴尔干地区其他基督教民族的榜样，以便形成他们各自的、抵御欧洲伊斯兰势力的民族叙述。(59)西班牙的再征服(应为收复失地)是一首民族复兴的史诗，欧洲人以此战胜了阿拉伯文化。
    尽管宗教性的故事情节可能同样威胁到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但它也有助于统一民族叙述。相同的矛盾也出现在民族叙述与阶级叙述的内在关联中。随着19世纪社会问题的涌现，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描写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19世纪，关注阶级问题的历史学，通常出现在欧洲劳工运动的内部，而不在大学里。不过，劳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在民族框架内描写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选择暗示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超越民族的故事情节，而是希望把它们重新组合为得以容纳阶级的故事之中。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年)关于德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8年)有关瑞士劳工运动的历史，都是这种包罗万象式的阶级历史。(60)他们的阶级叙述是另一种包含着不同民族认同观的民族叙述，而不是力图去克服民族认同。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这些努力遭到来自于官方历史编纂学不同层次的抵制。直到20世纪，德国职业历史学都努力阻止阶级叙述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1888-1967年)把埃卡特·科尔(Eckart Kehr，1902-1933年)形容为“贵族出身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 Rothfels，1891-1976年)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功阻止了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1871-1948年)获得档案材料。这是排斥举动中最为出名的两例。(61)与此相反，在英国，对于“这种民族”的叙述建构时常被用来减少阶级的毁灭性潜力，并围绕立宪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这些事项，来统一民族叙述。(62)在“这种民族”的框架下编纂民族历史，允许像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这样的历史学家把阶级和民族统一起来，撰写一种包容性的民族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