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民族叙述的性别化方式，既流行于俄国的民族历史中，也出现在英国的民族历史中，既可以在挪威的民族叙述中找到，也可以在其希腊同行那里发现。不过，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区域”是否转换为“民族历史编纂的区域”?(32)西欧的民族主义特征是否在本质上迥异于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大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新研究都对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33)同样，在搭建民族故事情节的框架时，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是否可以按照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来进行建构?或者它们是否只是一些未来方案?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建立在未曾中断的国家地位的传统之上。1815年后，西欧的疆界几乎不再发生变动。因此，西欧民族历史比东欧民族历史更少关注疆界重叠(的问题)。当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对西班牙的小飞地奥利文萨(Olivena)还存在着冲突，中欧的疆界冲突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德国在石勒苏伊格(Schleswig)问题上同丹麦有冲突，在阿尔萨斯(Alsace)问题上与法国存在斗争。不过，这些情况却无法与中欧和东欧的局势同日而语。在那里，疆界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Lemberg)就是波兰的利沃夫(Lwów)和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更不用说这个城市的犹太名字和亚美尼亚名字了。在中欧和东欧，多民族的帝国控制着19世纪的版图。不占统治地位的种群提出了多元视角，努力去建构本民族的故事情节。他们经常向西欧社会模仿成功的民族建构。在中东欧和东欧，西方文化的特征试图接受和适应一连串西方观念，并践履民族建构(的实践)。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即认为东方已经在关键领域中超越西方的发展这样一种想法--也可能得到运用。其中最为出名的例证或许表现在罗马尼亚的民族叙述中。它捍卫这种想法，以抵制(其他国家)对自己落后和失败的指控。
    在民族历史极难建构、并受到更多挑战的地方，民族历史通常会在夯实民族身份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反，假如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要素达成统一立场，那么民族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及其民族的成功建构，是基于宪法改革、个人自由与温和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成功例证。(34)然而，即便在英国，一致性的民族历史之建构或许也未能消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所有裂痕，如爱尔兰便开始挑战这种民族故事情节，首先建构起他们在抵抗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历史。(35)在19世纪的多元民族国家中，那些比英国还要虚弱的国家，更容易碰到民族叙述遭到挑战的情况，如西班牙便受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Basque)地区的挑战。
    中欧和东欧的帝国比西欧的民族国家更为明显地追求维持多元性的民族历史。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在1806年分崩离析。尽管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德意志土地上仍然在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奋斗，但历史学家已经为建构民族性的故事情节做出了许多努力。随着1871年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历史编纂学中的普鲁士学派很快崛起，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学派假设，普鲁士的使命正是统一德国。1861年3月，哈布斯堡帝国阻止意大利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徒劳无益地付之东流。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准备赋予匈牙利人在帝国境内的一种半自治地位，又唤醒了其他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受到了歧视。在面对帝国时，很少有民族历史学家像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ek Palack，1798-1876年)那样，如此显著地标注出民族要求。(36)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帝国不得不苦于应付疆界内部民族主义的各种激情。当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波兰人很快提出了足以挑战1795年分割波兰的民族叙述，并朝着复活独立波兰的方向前进。此外，在19世纪，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也出现了自主性的民族叙述。(37)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维持帝国的前提下，把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融合起来。与此相反，罗曼诺夫家族却用更为强化的俄罗斯化，来应对上述边疆民族主义的兴盛。历史学家施以援手，去证明帝国领土归属于俄罗斯人的原因。在奥斯曼帝国，希腊人通过斗争，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于整个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而言，此举被证明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些民族斗争一一发展起来，并建立了本民族的叙述逻辑，以寻求突出民族独创性与可靠性的要求。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历史学家们都痛苦不堪地抱怨，帝国就像欧洲的“民族监狱”。在这些地方，民族历史的重点在于帝国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和痛苦。(38)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民族国家的辩护者和倡导者的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占据这一职业的主导地位。对这种日益兴盛的、着迷于民族历史编纂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包括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1834-1902年)。他是1895年后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他赞赏用帝国来抵制民族，尤其把哈布斯堡帝国赞誉为中东欧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39)19世纪卢塞恩(Lucerne)的历史学家奥图希·考普(Eutych Kopp)曾认为，瑞士民族历史中的关键要素都是一些纯粹的虚构。为此，他立即被谴责为一名投靠奥地利的卖国贼。(40)这样一些批判性的声音无法阻止民族历史编纂在19世纪的高歌挺进。在大约一个世纪里，从1850年到1950年，这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
    三、民族历史编纂的制高点，1850-1950年当这种民族历史编纂的浪漫模式继续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直至那个世纪末时，随着历史编纂职业化和机制化的进程日益加速，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抵制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回潮。现在，历史学家们更为强调史料考证，并致力于揭露被浪漫派历史编纂学所散布的整个“历史神话”。例如在中东欧，约瑟夫·佩卡尔(Josef Peka，1870-1937年)开始驳斥帕拉茨基的观点，反对把胡斯主义视作捷克现代民主的支柱。在波兰，米歇尔·鲍布瑞钦斯基(Michal Bobrzyski，1849-1935年)也反对莱勒维尔对“贵族民主”的欢呼。(41)不过，仍然保留下来、一成不变的想法是：历史是一面镜子，民族藉此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历史学家便是举着这面镜子的人。但是，这面镜子并不是白雪公主童话中的那面镜子。尽管历史学家竭力维护，但它并不同“真理”结合在一起。因此，每一个举着镜子的人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已经建构起来的成果。这便意味着，那些对民族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未拥有过一面镜子，而是拥有了数面镜子，亦即相互竞争的叙述。而且每一位举着镜子的人都声称，他的那面镜子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物品。
    历史学家继续把自己视做本民族的教育者。德国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罗马尼亚的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年)或希腊的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1815-1891年)，都忙于为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并论证它的合法性。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在同一时刻出现在所有地方。尤其在东欧，绝大部分民族历史著作出现得相对较晚。例如，第一位重要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学家米哈伊罗·胡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年)在1894-1934年间完成了10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历史》(History of Ukraine-Rus)。(42)在爱沙尼亚，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构建。1919年，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建立，随后汉斯·克鲁斯(Hans Kruus，1891-1976年)的著作变得重要。(43)这一点与立陶宛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像特奥道尔·纳布塔斯(Teodor Narbutas，1784-1864年)或其同时代人西蒙斯·道康塔斯(Simonas Daukantas，1793-1864年)这样的业余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建立起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44)这种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语)呼吁人们对整个欧洲内外的民族历史编纂进行历时性和同时性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