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从头到尾都在为二战而奋斗、抵抗纳粹德国、并免于被占领的国家是英国。在这里，民族叙述同样受到这种经历的深刻影响。这段经历被广泛建构为“英国的最佳时刻”，它使得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和自由的原则在抵御暴政和独裁观念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75)不过，所有不列颠人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同样被转移到新的观察视角，去关注这一“岛国民族”的许多社会不公现象。而且，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被编纂为另一种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改革与社会公正必须在战时英雄主义后紧随而至。因此，工党在1945年的胜利及其随后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及更为公正社会的努力，便直接同战时经历联系起来。但是，英国的民族叙述总是缓慢改革中的一部分。1945年后的工党改革只有被视作一段漫长而持续性的民族历史中的最新一段篇章，才能被编入民族的故事情节中。(76)对于大多数欧陆国家而言，类似于(英国)的策略却并非是一种可选的对象，因为在那里，稳定传统民族故事情节的尝试都没有持久。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对于民族叙述的更为批判性的观点出现了，并有助于人们脱离民族范式，而去重新定位历史。在德国，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年)关于一战爆发的著作，便对那种把纳粹主义仅仅视作德国民族历史中的反常事故的观念提出了质疑。(77)支持费舍尔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纳粹主义在德国民族历史中的问题追根溯源。1871-1945年的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由更为质疑的目光进行审视。到20世纪80年代，那些历史学家已经颇具争议性地提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只是欧洲的一种临时布局，其经历并非是数百万德国人和欧洲人所欢迎的对象。(因此)，一个统一的德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在意大利，中间偏左的历史学家追随着丹尼斯·马克·斯密斯(Dennis Mack Smith，1920-)的创见，提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于19世纪复兴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而非这种民族主义的背离产物。(78)同样，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与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之间的多重联系。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抵抗运动的神话开始解体。当时，历史学家公之于众的事实是，与纳粹主义占领政权相互合作的现象广泛存在。(79)即便那些成功地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面临尴尬的问题。在瑞典和西班牙，这些问题集中在战时本国同纳粹德国在经济上的合作程度。在西班牙，问题还牵涉到军事上的合作程度。在瑞士，尴尬的问题聚集于瑞士银行和数百万犹太人的财产之间的关系--这些犹太人是在纳粹灭绝营中被屠杀的。瑞士的伯杰尔委员会(Bergier commission)对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在1996-2001年间递交了25份详细研究报告。(80)直到21世纪初，西班牙才开始争辩弗朗哥独裁体制中的一些糟糕的表现。(81)在芬兰，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揭露芬兰将领在苏德战争期间同德国人的紧密合作。在此之前，芬兰是纳粹德国盟友的这种角色，是被大多数人所拒绝接受的(结论)。
    当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时，当地的历史学家便开始关注其他因素。例如在瑞典，民族历史开始围绕着瑞典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先驱和模板这种观念来进行建构。在一些欧洲国家中，欧洲观在战后颇为流行，它同时也明显是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危机的回应。随着欧盟与北约的形成，对于欧陆统一和西欧国家共同体的问题也出现在讨论议程中。这种诉求把纳粹残暴和亚洲共产主义都排斥在建构欧洲的因素之外。它所关注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新出现的冷战联盟体系是建立在普遍理想、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不过，这种想法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观念史范畴内的灵光一现，没有维持多久。这表明，建构欧陆历史，使其终极目标在一个欧洲统一国家中实现的尝试，是颇为困难的。(82)欧洲大陆很明显是暴力冲突和战争的产物，以至于历史已经成为欧洲认同的金杯毒酒。相反，民族叙述继续茁壮成长，并在二战结束以来影响到当代史。这种发展更有可能已经增强了历史编纂学传统的民族化，甚至让当代史或许比其他任何一段历史都倾向于民族史。(83)1945年后，假如西欧历史编纂学努力对传统的民族叙述提出更为批判性的评价，那么东欧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看起来似乎更愿意同那些传统的民族历史中断。有关同纳粹主义及其帮凶作斗争的反法西斯主义这一观念，便是同民族历史包含着两种传统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第一种传统囊括了所有抵制进步的因素、事物、事件和个性；而第二种传统则把每一种推动进步的因素综合起来。当前者终结于法西斯主义时，后者便在共产主义的当下和未来中发现了自己的制高点。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十分小心地把“本民族”建构在支持进步的一边；因此，“本民族”同样反对法西斯主义，欢迎共产主义的转型。在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行动中，认同统治者与当下的统治现状，是一种重要的前提。
    当然，在所有共产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最重要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苏联。正因如此，反法西斯主义不仅允许共产主义东欧中的民族历史学家们拯救本国的民族传统，而且还赋予他们把苏联称赞为无产者祖国的机会，并认为，在资本主义邪恶力量面前，苏联必须得到保障。这样一种解释很容易同一种对传统民族历史的持续性留恋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民族历史被涂上了红色而已。(84)尤其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国家，它们在1945年前并没有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因而阶级范式与民族范式的统一体时常包含着许多传统的叙述。当然，最为出名的仍然是苏联的民族历史。在“伟大爱国战争”(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发生后不久，这种民族历史便以罗斯人为核心，而且从本质上醉心于俄罗斯帝国历史中的所有表现。然而在共产主义东欧的其他国家，历史学家们同样关注从老的、民族的故事情节到共产主义的故事情节、最后再返回到新的民族故事情节中的延续性。例如在爱沙尼亚，民族觉醒的主题始终流行于共产主义统治时期。(85)在其邻国拉脱维亚，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赞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部队对拉脱维亚的民族情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86)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出现了强烈的民族化趋向。这有助于解释，何以这些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期，相对平稳地从共产主义历史学过渡到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共产主义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可以听到追求新民族历史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