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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水金陵：胜景品赏所见明代南京游冶空间的分布与变迁 前文系统论述了有明一代各个阶段，文人们的胜景品赏活动所反映的南京城市文化生态及其承载意涵的变化，并尝试勾勒出变化的脉络。下面再从诸次品赏活动择取胜景的地理分布，稍事考察明代南京游冶空间的分布与变迁。 巫仁恕曾就苏州旅游空间的演变作过细致的爬梳，认为经历明至清长时段的发育，苏州的游冶空间呈现向城市内部细化、向城市外部延展的特点。而文人士大夫出于对自身身份的建构与护卫，积极参与了旅游文化的创造和重塑。及至太平天国时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城市旅游空间分布又经历了一次重新调整。(74)而与苏州对照，可以认为南京游冶空间至晚明已经成型，清初只是稍稍调整，在空间分布上并无新变，仅为对既定格局的细化延展而已。 笔者的上述判断，得自史谨“金陵八景”、张祖龄“金陵十二景”、文伯仁“金陵十八景”、《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以及朱之蕃《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之具体胜景的空间分布状况。而据此分析，又能发现与胜景品赏活动密切相关的明代南京游冶空间分布和变迁的几个特点： 首先，明代南京游冶空间呈现与苏州类似的“向内细化、向外延展”的格局。明初“金陵胜景”基本分布于城内或城郊，距离较远者仅天印山而已；及至中晚明，城区内的胜景密度大为增加，而近郊以及远郊的胜景亦为文人们青睐，距城四五十里者所在多有，其空间分布范围已经达到今日南京城区边界。 其次，明代南京游冶空间格局表现为“块状”与“线形”的分布态势。呈“块状”者，北有栖霞山、幕府山，南有牛首山—祖堂山、天印山，皆为山类胜景群落，群山的自然风光与分布其间的寺庙、亭台、奇石等共同构成游冶佳处。呈“线形”分布者，则为分别位于城市西北方的西南—东北走向、位于城市东南方的东南—西北走向之地景群落；前者主要沿长江分布，胜景多为登临眺远、观览江景之所，后者则多分布在南京至句容的交通道路沿线，易于到达。 再次，明代数次品赏活动选出的所有胜景皆位于长江以南。纵然早在洪武九年江北的江浦、洪武二十一年江北的六合便已划入应天府管辖，但从文人们的活动区域可见，他们所理解的“金陵”，狭义为城区所在，至大亦不过为县治设于应天府城内的上元、江宁两县地界，而于江北区域以及江南的其他辖县如句容、溧水、溧阳、高淳等县则少有涉足。(75)相对于苏州文人动辄进行长程旅游、多赴太湖景区不同，南京文人对于周边地界的疏离感是显而易见的。文人的胜景品赏活动，亦是地方人群集体心态的反映，它指涉并框定了明代南京的“文化地域”之边界。王正华曾撰文论述南京较强的“城市特性”，(76)而通过游冶活动所见之南京文士的“故步自封”，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南京城显明的“城市特性”之旁证。 此外，比照明朝以后的情况，又可知南京城市的游冶空间格局在晚明即已形成。前文已述，朱之蕃的“金陵四十景”标志着文人对城市进行记忆的方式的确立，而从另一角度论，它亦代表了城市游冶空间格局的定型。正是在朱氏“金陵四十景”的基础之上，清朝乾隆时期的南京文人曾创作了“金陵四十八景”，然而既与朱氏“金陵四十景”大同小异，新增加的胜景，如“赤石片矶”、“楼怀孙楚”、“台想昭明”、“化龙丽地”、“商飚别馆”、“珍珠浪涌”、“甘露佳亭”、“木末风高”，也仅为对各区域内胜景数量的增加，对于胜景的分布空间并无影响。而时至今日，朱之蕃“金陵四十景”所指涉的城市游冶空间，亦多为南京旅游的重点区域或重点规划开发区域，如此则朱之蕃的“金陵四十景”对于南京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已近四百年。 文人雅士对城市文化的构建往往具有关键作用，他们通过作文或绘画，将对城市文化特性的理解载诸纸端。本文即由“金陵胜景”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并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和角度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