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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长洲(今苏州)人，文征明之侄，著有《五峰山人集》，惜不存。其人性情狂放不羁，少年时曾与文征明争讼。后因避倭寇乱，举家迁徙南京，寓居栖霞寺，自号摄山老农，并撰有《栖霞寺志》三卷。虽与文征明不和，但不可否认文伯仁实为“吴门画派”领军人物之一，其“作山水笔力清劲，岩峦郁茂，擅名不在衡山之下”。(30) 文伯仁以南京为舞台，与其时金陵文坛的要角们，如盛时泰、周晖、朱白藩、何良俊、黄姬水等人过从甚密，频繁交游雅集，其社交圈子，便是上引被钱谦益目为能够代表“金陵之初盛”的一个文化群体。然而这批代表“金陵之初盛”的人物，文化品味却表现出鲜明的吴派色彩，崇尚清新、雅淡、细腻，与此前统御金陵的豪爽甚至浪荡的文化风尚两相背离。那么这种文化的转变，在文人胜景品赏活动中又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呢？下面即以文伯仁的绘画作品为例展开审视。 文伯仁寓居南京多年，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在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金陵十八景图》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该图曾为清代皇室收藏，乾隆帝南巡期间更随身携带，可见对其喜爱的程度。而乾隆三番题于其上的组诗，则成了本文用以分析图绘内涵意蕴的重要参考。诠析这反映了文伯仁个人趣味的“金陵十八景”，即三山、草堂、雨花台、牛首山、长干里、白鹭洲、青溪、燕子矶、莫愁湖、摄山、凤凰台、新亭、石头城、玄武湖、桃叶渡、白门、方山、新林浦，亦是管窥明中期文士对南京城市特性理解方式的途径。 文伯仁的“金陵胜景”与史谨所选有极大不同，明初“金陵八景”中仅有四景入选文氏十八景，表达方式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检视文氏所遴选的胜景，可见两个主要特色：其一，对城市的表达，去政治性意图明显，转而凸显城市自身的文化特质；其二，对城市形象的理解，回归了南京在历史进程中层累形成的“意象化”城市形象，蕴含对城市“悲伤”、“颓败”之命运和气质的暗示。此两者又互为表里。以下分而述之。 文氏“胜景品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政治意味较强的地景不再被凸显。如钟山、龙江被直接抹去，石头城的序列位置也不再靠前。而根据诸多地景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象征，去理解文氏十八景的排列顺序，又能有所发现。 排在十八景首位的三山，为南京城西南江边的自然胜景，承载的却是南京城命运衰微之起点的人文意涵。无论是李白那首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在“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怀古之后，吟咏“三山半落青天外”的寓意，还是乾隆御诗“鼓棹三山正顺流，素车白马一时收”，(31)用典为“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西晋灭吴之事，可以认为，金陵王气的首次消歇，正始于当年王濬水军集结的三山之畔的江边。以此，文氏以别具深意的“三山”作为开篇，代表了他对南京城命运的理解与对南京城形象的定位，已经回归到唐代“金陵怀古”文学母题造就的“意象化”的城市形象，即这是一座弥散着哀愁颓败气息的悲伤之城。(32)排在十八景次位的草堂亦是别具意味。草堂为南朝宋齐时名士周颙隐居处，他曾弃官而于钟山西麓筑舍，休沐其中，终日蔬果相伴，颇以为适，《北山移文》即有“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33)之句。同样是表现钟山，史谨以“钟阜晴云”指涉皇权，承接史谨思路的郭仁甚至直接以“钟阜祥云”口吻献赞，但文伯仁却选择了钟山西麓一处文人化色彩浓厚的地景为关注对象，殊有意味。纵然表现文人避居山水是吴门画派的经典母题之一，但笔者以为文氏此举实为承接首景“三山”的意涵，即用象征隐居之草堂替代钟山，暗示着金陵黯然而“隐”的王气和淡褪的政治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