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余论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如果说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乾隆三十年(1765)开启了“融冰之旅”，与清代浙江举人严诚、潘庭筠、陆飞等，搭建了两国“情”的世界；北学派人士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等人前赴后继地来到北京，则扩展了与清朝士人交往的舞台，纷纷与清朝士人交流思想，探讨学术，评点诗文，议论时政。他们回到朝鲜，反对“尊周”，提倡“北学”，提出改革现实政治的主张。进入道咸时期，以金正喜与李尚迪师徒为代表，与清人交往之时，在唱和诗文、交流思想、探讨学术之同时，彼此寻求思想之认同、个人价值之体现，也成为一种新的风尚。 其实，清代中朝学术文化交流史上，无论是朝鲜还是清朝，积极主动投身于交流事务中的人员，以中下级官吏为主。朝鲜方面，洪大容、朴趾源等人，只不过是使团中的随行人员，根本就不是使团中的正式成员，金正喜与李尚迪也只是下级官吏，李尚迪十二次使行中一直担任通译，正是他们成为最积极主动交往的成员。朝鲜方面尽管也有像徐浩修、洪良浩这样的两班官员，但毕竟很有限。清朝方面亦是如此，严诚、潘庭筠、陆飞当时只不过是进京赶考的举人，张曜孙与李尚迪订交时也是参加会试的举人，后来为官不过是地方上的中下级官吏。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清楚地描述了清代高级官吏的冷漠以及中下级官吏的热心。即如潘庭筠，当他是举人之时，非常热心地与洪大容交往，中进士后，在与朝鲜人交往时，明显有了许多戒心。清人方面，尽管有礼部尚书纪昀亲自到朝鲜馆拜访柳得恭与朴齐家的佳话(77)，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在李尚迪交往的上百位清朝士人中，大多数也是中下级官吏，尽管也有清大学士祁寯藻这样的高级官僚，但在《海邻尺素》中，没有收录他的来信，可见，他与其他清中下级官吏还是有分别的。 自洪大容、严诚以来，笔谈、诗文唱和，向来是中朝学人交往的方式，而朝鲜人请求清人为诗文集作序，一度也成为风尚。在以往的交往中，总是朝鲜人积极主动，清人一定意义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应对和积极的回应。但在道咸时期，则变成了双方都很积极主动。交往已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事情。李尚迪在与张曜孙交往之时，实际上也同时在与以张曜孙为中心的清人群体交往；张曜孙在与李尚迪交往之时，也透过他与其老师金正喜等人交往。交往方式是，他们在北京相识、相交，举行雅会，然后绘成图画，诗文唱和，书函往来，经年不绝，即便多年不见面，依然彼此牵挂，体现了真挚的情感。李尚迪在与清人交往中，得到认同与慰藉，在清朝士人的帮助下，在北京刊行其诗文集《恩诵堂集》，刊行四次，非常特别。而张曜孙等清人也反过来，请求李尚迪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双方交流进入一个双向互动、彼此都很积极主动的阶段。 在洪大容与严诚的交往、纪昀与洪良浩的交往中，都有家人的身影。严诚去世后，洪大容与严诚的哥哥、儿子皆曾通信；洪良浩的儿子来北京时，也拜见过纪昀，他的孙子再来时，也与纪昀的后人有过往来，但这种交往，都只是一种父子之间的传承。而在张曜孙与李尚迪的交往中，家族的身影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他们的交往之中的。张曜孙在与李尚迪的信函中，不厌其烦地提及家人的情况，其家族中的许多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出现在张曜孙的信函中，向李尚迪请求为其家人之诗文集作序，这种情况在以往的中朝学人交往中也属少见。可见，张曜孙是代表其家族与李尚迪交往的，而李尚迪也非常乐意接受相关请托，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赞颂。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咸时期中朝文化交流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