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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史学在过去40多年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影响力方面它将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引入到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以新的知识结构改变了公众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在研究方面,它拓展了美国史研究方法和史料的种类,促成了史学与其他学科包括博物馆学、考古学、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的结合与相互借鉴,将史学从文本研究的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活力和潜力。当然,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成果是,它通过创造新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为史学人才开辟了新的就业途径拯救了相当一批曾经面临淘汰危险的大学历史系。 虽然目前公共史学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的一个名正言顺的领域和富有活力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受到质疑或不面临挑战。事实上,对公共史学的质疑主要来自历史学界内部。史学界的质疑或担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史学家的身份认同,二是公共史学作品的学术性。一些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认为,公共史学实践者的队伍过于庞杂同时包含了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并拥有史学学位的历史学家和一大批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对历史充满兴趣的人(即所谓的“history enthusiats”)或业余爱好者如果不能就公共史学的从业者建立起清晰可辨的身份认同这个领域的学术标准很难确立。对于公共史学的作品,专业史学家担心,公共史学家因必须与学术圏之外的各种“特殊利益”进行周旋而不可能具有最终的学术话语权,他们的作品也因此无法具备专业史学作品那样高屋建领的视野和鞭辟入里的深度。这些质疑当然包含着专业史学家对公共史学的不信任,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也反映出双方在对一个根本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分歧,即谁拥有生产史学知识的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或者说谁有权拥有“历史”和“历史学”。 没有历史学家会否认史学研究对于记忆建构的重要性,但关键的问题是在众多的“过去”(pasts)中谁的过去可以变为“史学”(history)并通过权力体制的安排进人到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公众知识结构的指定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是有分歧的。对于公共史学家来说,史学知识的生产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一些公共史学家之所以提出“参与性史学文化”(a participatory history culture)的理念,①正是希望挑战传统的权威体制对史学知识生产的控制和垄断,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毫不掩饰的官方意志,还是来自貌似与官方意志保持距离但实则通过官僚程序而掌控了话语权的专业学者群体。正如公共史学家阿奇波尔德(Robert Archibald)在他的社区史研究著作中所说,如果一部关于社区历史的作品在其制作过程中将当地的人民排除在外,那它对该社区的人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②迈克﹒弗莱希(Machael Frisch)的名言“共享的权威”(shared authority)之所以备受欢迎,正是因为它精确地表达了公共史学家力图追求的境界:历史知识的生产是历史学家与其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和合作的结果。 至于将公共史学视为“另类史学”的看法公共史学家认为,这是传统专业史学家持有的一种极为自私也极不诚实的偏见。几乎从一开始凯利等公共史学的发起人都始终坚持,公共史学不是异类,而是专业史学中的一种它在史学人才的专业训练方面与专业史学家的训练并无二致,都强调对史学研究最基本技能的训练,包括研究能力(如何寻找、识别和收集史料)、分析能力(如何对不同种类的史料进行筛选、提炼和综合)以及表达能力(如何对史料进行有史学意义的和有感染力的解读与表达)。③与传统专业史学相比,公共史学的训练更强调史料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更强调史学与公众的密切联系更强调跨学科的借鉴与合作,更强调史学知识在传播方面的感染力,而这一切都是传统专业史学极为缺乏的,十分需要弥补和加强的。传统专业史学信誓旦旦要坚守的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其实并不存在,而且这种坚持往往掩盖了史学界内部的“学术宗派主义”(acdemic sectarianism)。④公共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工作的场所不同受众不同,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史学家的一种政治追求:他们将历史学的目的看成是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为此普通人的记忆必须得到重视和研究,因为共同社会记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个人记忆。正如历史学家勒弗勒和布伦特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残缺的那么社会成员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⑤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公共史学包含了一种发人深省且激动人心的哲学观:如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难道历史学家不应该把史学还给人民吗?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R.j.Grele,“Whose Public?Whose History?What Is the Goal of a Public Historian?”The Public Historian,Vol.3,No.1(1981),PP.44-46。 ②Robert Archibald,A Place to Remember:Using History to Build Community,Altamaira,1999,PP.155-156。 ③Phllis k.Leffler and Joseph Brent,Public and Acdemic History:A Philosophy and Parodigm,Robert E.Krieger,1990,PP.24-25。 ④英国公共史学的创始人拉斐尔塞缪尔曾指出, 史学不是历史学家的特权(prerogartive), 而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形态”(a social form of knowledge; 学院派史学所鼓励的是“ 近亲繁殖脱离现实的反省和学派纷争”(inbreeding,incrospection,sectarianism),其交流也只局限在“范围相对狭窄的同类实践者之中”。Raphael Samuel,Theatres of Memory,Verso,1996,P.3. ⑤Phyllis K.Leffler and Joseph Brent,Public and Acdemic History:A Phlosophy and Paradigm,Robert E.Krieger,1990,P.16。 ⑥我的进一步解读是,“把史学还给人民”,不单单是指参与史学创作的人的范围应该扩大到“人民”,同时也是指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关注创造历史的普通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