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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文馆与译学馆 外务部章程规定,在部内设立俄、德、法、英、日本五处,每处设七品、八品、九品翻译官各一缺,由同文馆学生及各省学堂高等生拣补,遇有外务部主事缺出,历五缺后准升补。也就是说,同文馆毕业的翻译官在一定条件下可补主事缺额。1906年外务部废考试、行奏调之后,更多先前同文馆的毕业生因外语能力较强,而被奏调进外务部任职。 同文馆后于1903年12月改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培养交涉、译学人才,学生可在英、法、俄、德、日五种语言中选择一种,作为主修方向(20)。学满五年后,根据成绩分列等级,给予出身,供外务部、驻外公使、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调用(21)。从1903年至1907年,译学馆招收甲乙丙丁戊五届学生,其中也有部分调入外务部任职(22)。 然而,译学馆章程虽规定学生毕业后可备外务部调用,但并未说明调用的标准与程序。因甲级学生人数少,毕业后尚可分配到外务部、学部、农工商部任职。从乙级开始,由于毕业人数太多,只能改用掣签的方式决定任用,实际并无合理的依据(23)。在入职身份上,因译学馆毕业生皆授举人,故不能比照进士以主事分部,而只能授给七品小京官(入学时已有主事本职者除外),他们级别较低。综合《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京师译学馆校友录》等史料的统计,外务部主事、七品小京官中,来自同文馆、译学馆的毕业生共有以下45位:  说明:在上述学员中,张天元曾为广东同文馆学生,后任朝鲜京城随习领事。赵宪曾后来留学日本,参加留学毕业生考试,授予法政科举人。译学馆甲级学生于1903年入学,1909年毕业;乙级、丙级、丁级学生的入学、毕业年份依次往后一年。 现存的京师大学堂档案中,保存有上述学员的毕业成绩单。从成绩单开列成绩来看,入选外务部的译学馆学员,绝大多数都不能算同期学生中的优等生。其中更有多位,虽然总成绩较高,然因外国文不合格,而影响了最后的分等(24)。同文馆及其改组而成的译学馆,本是官方开设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然其课程设计、学员考核都不能算作合理,办学效果也较差。由此而进入外务部任职的学员,其整体素质在本部官员中也不算优等。 (四)留学生 清朝以科举正途作为取士的主要途径,熟读儒家经典、以科举而致荣显,是多数读书人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交流逐渐频繁。最先,有部分人通过教会出国留学;后来,清朝曾通过政府行为小规模地推动留学。这些学生在外有计划地学习语言、机器、制造、军事等专门技能,回国后被安排在相应的学堂或机构工作。但因科举的正途地位一直未变,且官派留学规模较小,甲午之前的留学教育对传统选官制度并未造成冲击。 在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官派或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骤增。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定奖励游学生规程,比照国内的正途,授给领有文凭的留日学生以相应的出身。1904年,为将在北洋任差的留学生纳入到官僚系统之中,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建议将留学生咨送学部考验,而后授予出身与职位。不久,科举停废,传统选官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加之毕业归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学部奏定了标准的考验游学生章程,考查学生所学专业及中外两种语文,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25)。1908年1月,宪政编查馆、学部进一步细化、完善留学生录用章程,规定留学生在经由学部出身考试之后,还需廷试经义论说、科学论说,进行授职考试。根据两次考试的成绩排名,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各部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职务(26)。这其中,许多留学生被分配到外务部任职。 经由留学生考试而选拔的官员,因有在外学习的经历,故一般视野开阔,其中不乏学有所成的、具备一技之长的人才。然而,由于此时出国游学、特别是赴日留学已成潮流,学生群体良莠不齐;加之清朝所定的考试规则十分宽松,因此,也有大量平庸之辈混迹其中(27)。除经由廷试选拔之外,还有一些留学生直接被奏调进储才馆或外务部任职。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等史料中,可找出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司员79位,他们被选用的情况如下。  上面的名单清晰显示,后科举时代,留学教育取代科举出身,成为外务部官员主要的授职依据。这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强化。在众多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以压倒多数的优势,成为留学生司员的最主要来源。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究留日学生的专业,会发现绝大多数皆来自所谓“法律科”(28)。这一科目本需要长期训练,但对于庚子事变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留日的学生而言,讲求的是速成、速效;加之游学生廷试仍只求楷法标准与文句通顺,缺乏严格的考核程序,由此导致留学生出身的外务部官员良莠不齐,不尽合乎对外交涉的种种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