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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国民政府时代任驻德大使的程天放上任时,明显感觉受到圈内“职业外交官”的压力,他们出身科班,不问主义,对抱持三民主义的程天放极为不满。程认为这些人从北洋时代开始,就将外交看作自己的天下,“不容他人插足”。对立者的视角,更好地映衬出民初以来形成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参见程天放《使德回忆》,《传记文学》第8卷第4期(1966年4月),第16页。 ②总理衙门时期的选官,参见李文杰《晚清总理衙门的章京考试——兼论科举制度下外交官的选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这可看作本文的先行研究。本文考察总理衙门之后的外务部与民初外交部的选官方式。 ③日本学者川岛真依据1912年南北议和之后,北京政府外交部留用人员的名单(65人,皆来自前清外务部),判断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则基本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这种判断大致无误,然细部上却大可深究。首先,65人确实直接来自外务部,然清亡时,外务部总人数近160人,我们在注意两者的继承性时,也应考虑其中的取舍原则,因为它直接影响外交部官员的结构。其次,外交部留用的65人以及外务部的160名官员,他们来自何处?其选任方式和原则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可补充、修正川岛真的推断。参见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88页。又,本文的人事资料,局限于最高统治者特简首长(外务部尚书、侍郎,外交总长、次长)之外的官员,因主官的任用皆有统治者的具体考虑,不易被纳入一类群体之中。 ④1874年,李鸿章在给山西巡抚鲍源深的信中称:“阁下久参部务,深悉底蕴,堂司主稿者岂皆明澈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复鲍华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载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所谓堂司主稿,就是堂官和各司长官,他们不熟悉业务,于是,干脆将文书草拟、庶务办理之类事务交给书吏。 ⑤所谓章京,本为汉语“将军”的满文对译(拉丁文转写作janggin),初为武将,例如清入关前所设置的八旗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分别对应明朝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文官章京则类似秘书,以军机章京最为常见,总理衙门章京意义近之。 ⑥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8页。 ⑦《前驻秘鲁参赞指分直隶候补知县谢希傅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03-9453-0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编印,第2955—2956页。 ⑨《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呈览折》(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贾桢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15—2719页。 ⑩(11)《外务部章程》,载《中美关系史料》第4册,第2956、2955页。 (12)这次考试的考题是:“策问:中、俄、英、法陆路边界设防险要。”吴天任编:《何翙高先生年谱》,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13)外务部在议复侍讲连甲开办洋务馆培养人才一折时,称言:“人才固由培植而出,亦经历练而成,外务部为交涉总汇之区,从前洋务并无专门之学,所有司员皆由各衙门保送考试,不过就近取才,现既特设仕学馆,有学习洋务人员,则以三年之课程比于一日之考试,尤为可据。拟请俟此项人员毕业后,由管学大臣察其志趣端正、才识明敏者出具考语保送带领引见,请旨改发外务部额外行走,果能得力,酌量序补,日后此项人员倘可敷用,即可将保送考试之例议停。”《政务处、外务部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军机处档折件》149944,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115页。这一过程被称为“废科举”,然严格而言,清朝此时只是废乡试、会试而已,之后仍在沿用举贡考试这一科举形式,只不过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15)光绪三十二年初,驻英公使汪大燮在给汪康年信中称:“庆邸以为不通洋文之人无用,而不知徒通洋文之人更无用。故外部考试一事,兄甚悬悬,不知瞿师能否与少川合筹一改良策否也?”瞿师即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少川为右侍郎唐绍仪。可见,汪大燮当时已听闻考试选拔之法即将改变的风声。《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42页。 (16)《外务部折》(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03-5456-043。 (17)《外部员司改考试为奏调之原因》,《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1906年4月30日第2版。 (18)光绪二十二年考取记名的总理衙门章京名单见《总署章京排单》,载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三·内政·宫廷》,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709—711页。外务部历年司员名单,据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诸多《缙绅全书》、《爵秩全览》、《职官录》整理。在这些资料中,《职官录》由内阁印铸局编印,属官方印刷品,准确性高;其他资料多由北京琉璃厂地区私营书店刊刻,准确性稍差,须多版本对照,在必要时辅之以档案资料。参见冯立昇主编、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4册。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9)曾在同文馆肄业的驻外人员归入下一类中。 (20)《奏定译学馆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所谓普通学,包括9类: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专门学分为3类:交涉学、理财学、教育学。 (21)译学馆学生在完成五年学业之后,须经学部考试,毕业者与大学堂学生一律给予举人出身。考试中获得最优等者(80分以上)内以主事任用,外以直隶州知州分发通商口岸;优等者(70分以上)内以内阁中书用,外则以知县分发通商口岸省分;中等者(60分以上)则内以七品小京官用,外以通判用。参见蔡璐《京师译学馆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2)章梫:《京师译学馆同学录叙》(宣统三年),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177页。 (23)张心澂:《译学馆回忆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第189页。 (24)译学馆学生的毕业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类。甲级学生,路濬、权世恩、杨毓瑔、郑庆豫、陈禹谟、陆绍治、张沛霖、蔡世溶、黄时俊皆为中等。其中,路濬、杨毓瑔、郑庆豫皆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乙级学生中,张天元列优等,何清华、曹允臧、李庭兰、张大宾列中等,其中,何清华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丙级李棠书成绩列优等,雷孝敏、田树藩、胡襄列中等,其中,田树藩因外国文主课成绩不及格,由优等降至中等(《京师译学馆甲级毕业生清单》、《译学馆乙级学生毕业等第清单》、《译学馆丙级学生毕业分数单》,载《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422—427页)。 (25)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第1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773—776页。 (26)《谨拟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载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清新法令》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5—397页。 (27)曾参加过留学毕业生廷试的颜惠庆在回忆考试经历时称:“尽管殿试非常庄重,是正规的专门策问贡士的考试,实际上,只要字体工整,策文没有大错,浅通论述的题目,便不难过关。”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7页。 (28)以宣统三年廷试之后授给外务部司员职位的32位游学生为例,其中除周泽春留德不计,张淑皋留日习“政治经济科”之外,其他30位全为留日学生,且专业皆为“法律科”。参见《学部考取东西洋游学毕业生名单》,《申报》1910年9月8日,第2张第2版。 (29)《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等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03-7214-097。该折由六位将军督抚联衔呈递,除袁世凯外,另五人为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该折在八月初四日得到批复。 (30)例如宣统二年举贡考试后分发外务部学习的王楚乔,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就考取拔贡,二十八年(1902)乡试举人,三十一年(1905)以公费赴日本留学,在宏文学院学习。后依据新政策,回国参加举贡考试。王楚乔履历参见余彦文编著:《鄂东著作人物荟萃》,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498页。 (31)宗鹤年经历见《申报》1903年6月26日,第1版;《申报》1907年8月29日,第11版;张肇棻经历见《申报》1905年2月11日,第2版;章钰经历见《申报》1905年3月7日,第10版;关庆麟经历见《申报》1908年6月6日,第5版。 (32)《外交长陆徵祥之小史》,《申报》1912年4月3日第6版。 (33)《外交部部令》(1912年6月17日),《政府公报》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34)颖斋:《“京官”生活回忆》,载黄萍荪主编《四十年来之北京》第1辑,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影印上海子曰社1949年版,第40页。 (35)[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第88页。川岛真通过核对1912年外交部新录用人员名单,发现在清朝外务部90名职员中,有65人被重新任用,其余25名则被弃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