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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的开头,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科举停废之后,清朝如何选官?晚清制度变革是否止于清朝的覆亡,是否有后续发展?民国初年职业外交官出现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他们与之前的晚清制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清末民初中国的外交人事制度发生了怎样的结构变动?这里仅试着对其进行初步说明。 1949年,一位亲历过民初政坛的人,在论及当年政治制度时,曾说:“北政府中央机关,除外交部自成一系统外,其余犹多保存旧日部署规模”,“(官员)补一缺甚难,既补之后,却可高枕无忧,任何政局变动,皆不受影响。其运命至十七年北伐完全,国都南迁时,始告结束”(34)。在当事人看来,北洋政权除国体形式有所改变之外,其中央政治制度,尤其是人事结构,大体继承了清朝。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外交部单列在外,明确指出外交部制度自成体系。而据川岛真的研究,北京政府外交部在人事方面“基本上直接继承了清朝外务部”(35)。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皆大体反映当时的情况。 总理衙门时代,署内司员从内阁、六部考选,大致源出科举,且具备进士、举人、拔贡出身,汉员限制尤其严格。他们的优点在于,文字能力较强,日常行事有着儒家理念的基本约束,缺点则在于知识结构陈旧,不通外语。到外务部时代,选官逐渐注重外国语言、交涉经历,加之科举制度废除,原有的从正途士人中考选部员的做法,到1906年完全停止,而改行奏调之法。作为中央部院组成部分,外务部与其他各部一样,接收大量经由举贡考试、留学生廷试而分发到部的人员,造成其官员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后科举时代,中央各部与外务部选官方式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人员结构也有类似的地方。 到清亡之前,外务部组成人员已多元化。出自科举、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外务部官员,仍占据部中官员的多数,但由于考试法的停止,他们的比例日渐缩小。而留学生群体、同文馆学生,尤其是他们中间那些曾在驻外使馆任差的人,其比率则逐渐增加。除此之外,经由举贡考试、译学馆毕业而进入外务部的人员,也有一定数量,但他们多仅能占据候补主事、七品小京官一类的低级职位,并无太大的发言权。1901年到1911年之间,在外务部居于主导地位、占据从部到司各级首要职位的,仍然是经由科举出身的总理衙门章京。 1912年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其人事班底来自清朝外务部;但是,其组成结构,却与外务部截然不同。陆徵祥担任首任外交总长之后,依照其职业外交官眼光,对外务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将原有的部内厅、司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总务厅及外政、通商、庶政、交际四司,重新甄核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总理衙门章京大量离开外交部,仅有少许留任,且几乎没有担任部与司一级领导职位者,而仅在强调经验的科一级,占据部分领导职位。原有的经举贡考试分部人员,几乎被裁撤殆尽。译学馆学员,则仅有少数留任。新的外交部职员,以留学生居多,且多有在驻外使馆任职的经历。外交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用人系统,其结构不同于前清外务部,选官标准也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各部。 外交部在留用旧有的外务部人员时,并未刻意排斥旗人,原外务部的汉人与旗人皆得到重用。同时,外交部也部分吸收来自南京外交部及湖北军政府的外交人员,且个别担任科一级领导职务。从外交部的人事布局来看,可发现其对官员不分出身、不分族群、不分政治立场,而独重外语、交涉等专业素养的兼收并用的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