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举贡考试 所谓“举贡考试”,是科举制度的遗留物。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折,建议废除科举,停止会试、乡试并推广学堂。奏折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与科举相关的一切考试。为了给旧学之士留一条出路,奏折在建议停止会试、乡试的同时,另建议在十年三科之内,仍旧举行各省的优贡考试,未进入新学堂的旧学生员都可应考。生员经考试录取后,再入京参加考试。除生员之外,此前已考中举人、五贡者,在此三科之内也可一律考试。然后据成绩授予低级京官、知县等官职。这就是科举停废之后的“举贡考试”。 举贡考试的做法是,在三年一届的考试之前,由各省督抚、学政保送举贡若干名,比照会试录取名额,加两三倍送京考试。京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试经义、史论;第二场考试专门学。之后,根据考生成绩排定名次,酌情授予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候补知县等职(29)。可见,举贡考试与原有的会试功能相同,为部分旧士人提供了一条授官的路径。不同的是,会试取中的士人,仅能分发六部;而举贡考试选中的士人,则可分发到新设各部,其中包括外务部。由此,应举贡考试者成为外务部官员的来源之一。在清亡之前,举贡考试于1907年、1910年共进行过两次。现从《大清缙绅全书》、《职官录》、《上谕档》的相关记载中,可检出外务部经举贡考试而取中的司员22人,他们被授予学习主事或七品小京官之职,具体人员情况如下。  严格来说,举贡考试仍属科举范畴,不过,在废科举之前,科考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时务、新学(政治学、交涉、农学等)成为考试的侧重点。因此,尽管上述20人出身旧式贡生或举人,但对于时务和新学均有所留心和钻研,有个别人例如1910年取中的湖北人王楚乔,早在多年前中举之后,就赴日本留学(30)。这与通过旧式科举而入仕的总理衙门章京已有很大的不同。 参加举贡考试的士人,根据其成绩,分别授中央各部学习主事、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等职。分发、授职,仍沿用掣签、也就是随即抽签的传统方式。这与外务部拟定章程中按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奏调司员的选任标准是不符的。相对而言,通过举贡考试签分入部的司员,其外语能力、新学功底、交涉经验要逊色很多。 除上述几个主要来源之外,尚有几位司员另有来历:司务厅司务宗鹤年,曾协助处理过南昌教案,后担任湖广总督署文案;额外员外郎张肇棻曾任江苏知县;额外主事章钰来自两江总督署文案;关庆麟曾任邮传部主事。这些人进入外务部的途径各异,其共同点是入部之前都有过相关交涉经验或具备较高外语能力。入部之后,多数只能担任额外主事,而非握有实权的实缺主事(31)。为表达直观,综合外务部司员的各类来源,制作表格如下:  由此可知,在外务部司员中,来自总理衙门章京及留学生两类的人数最多。在外务部选官制度改革之前,几乎全部司员都是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选的程序入部。此后,随着考试的停止和时间的推移,原总理衙门章京逐渐升迁、外放或退出外务部,后起的官员,多为外语能力较强的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或留学生。 不过,单纯的人员数量及其所占比重,只能说明外务部官员的结构,无法显示各类人群在外务部权力运作中的作用与分量。为简单考察部中权力的实情,下表将1911年底外务部实缺官员的组成情况分列如下:  当时清朝已建立“责任内阁”,外务大臣由内阁总理袁世凯所荐亲信梁敦彦担任。表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一级官员的背景,从中我们可清晰看出,尽管总理衙门章京在选官改革之后比重逐渐减少,但直到清朝覆亡,他们一直是外务部实缺官员的主体,掌握着外务部的权力,主导着外务部的日常运作。留学生、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驻外人员,尽管在绝对数量上占据较大份额,然多属于额外、候补官,其权力、作用与其人数尚有一定的差距。而举贡考试后的分部司员,完全无法得到外务部的实缺,他们的声音更加微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