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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①一文中,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指出掌握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络,往往表达各种逸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在报刊上表达。报刊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也造成一种“公共舆论”,即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公共舆论甚至可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晚清哄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与意识形态,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王汎森同时指出,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知识精英的上升渠道日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依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性资本。思想上“主流论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多元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多元声音的释放。 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②一文中,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新青年》从一份默默无闻的“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运动”过程。作者指出,过去研究者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制造议题、刻意炒作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文章指出,回到历史现场,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世史家却一致认同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崇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的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大的出入。 陆发春的《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一文,关注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生活观念提倡者的一面③。胡适、李辛白、李大钊等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以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版的《新生活》周刊为文化阵地,反对阻碍新生活的旧道德。他们打破军阀势力,调查和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面向劳动大众的社会生活改良为起点,倡导人们追求大众的、进步的新生活。胡适等新文化派代表人物对新文化与新生活关系理论探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黄克武在《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50、60年代对台湾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星杂志》,其风格从温和到激进的变化,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1958年胡适返台之后,刻意与《文星杂志》保持距离。因此,他在《文星杂志》的角色并非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地被推上历史舞台。到1958年时,胡适或许自觉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中研院院长一职。这一角色使他与反对威权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思想与行动上亦趋于保守。不过,胡适所代表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关怀,却因为《文星杂志》的努力推广发挥了影响力。1962年之后,《文星杂志》在李敖接棒后的激进化转向,无疑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陆发春:《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3年版,第227～242页。 ④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32～3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