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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心灵秩序的层面来看,随着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逐步被新知识体系中的科学“公理”所瓦解,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超越来源逐渐丧失。这一历史转型的过程,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对于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描述,即所谓价值的“祛魅”。然而,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社会的过程里,无论是国家力量的“自强”、民族精神的“自振”还是个人价值的安顿,人们对于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资源,同样有着新的渴求,以期填补心灵世界因传统价值失序之后的精神缺位。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宗教与科学、个人道德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多元互动的关系。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与他们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之间,也有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在政治秩序瓦解和儒家道德衰微之后,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对于新宗教(如佛教、道教、诸子学等)、新道德(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和新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新儒家)等终极价值和心灵秩序的探寻,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带来社会空间的重整。传统士绅阶层的逐渐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崛起,在过渡时代几乎是同时展开却又彼此交织的社会趋势。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绅士和官僚,由他们建构而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①;另一方面,随着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社会建制开展社会活动。身份多元的知识分子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②;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因此,士绅势力的兴起如何导致绅权扩张,从而引发晚清政治权力的向下移动?在报刊、社团与学校当中,新的理念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联系,形成近代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知识分子社群如何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这些,或许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需要聚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新议题。 综上所述,多元现代性视野之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渐跳脱“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历史目的论,也逐步修正描绘近代中国思想历程的“冲击-回应”模式。研究视野的转变,带来新的研究议题的涌现,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从中心到边缘、从思想精英到民间读书人、从旧学新知到报刊舆论、从各类“主义”到知识分子行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相信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承、创新与交流将更加多姿多彩、日新月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4页。 ②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11期;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