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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本文围绕近20年来涉及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简要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部分新议题、新理念及其与过往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关联,尝试借此凸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大致脉络。 可以看到,从清中后期直至民国时期,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的历史变局之中。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反启蒙等现代性的不同面相,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辩论与实践,往往彼此激荡、相互交织。借用余英时形容“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话来说,过渡时代的思想世界由许多变动不居的“心灵社群”(communityofmind)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更新又彼此冲突的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版本①。可以说,立足于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具体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图景呈现出几条主线和大方向,或许值得研究者关注与思考。 首先,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与儒家“天下观”的瓦解密切相关。以“世界大势”为价值标准的新世界观(全球意识),开始主导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那么,在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体系”逐渐代“天下观念”而起的时代里,民族国家如何取代帝制王权,竞争关系如何取代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取代“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值得研究者再思。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切“从周边看中国”、从多元脉络下反思“中国认同”。实际上,思想史研究这一新的转向,也逐渐引起研究者从边疆民族、朝贡体系、国际条约、区域关系(如殖民地与宗主国等)的框架当中,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广泛兴趣。 其次,“天下体系”的崩解与“世界意识”的形塑,与一整套新的地理知识、医学知识、生物知识、化学知识、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密不可分。同时,近代中国日渐发达的报纸、杂志、广告等现代媒介以及译书局、印刷厂、辞书编纂等文化生产机构,在新知传播与推广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从西方(包括日本)传入的新名词与新概念的迎受与排拒,实际上展现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认知变迁上的曲折历程,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回环往复。因此,从“知识”的角度,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对于知识观念(如进化、民主)的选择、知识文本(如教科书、词典)的编纂、知识体系(如学校教育、妇女教育)合法性的建构、知识流通的渠道与途径(如翻译、出版)的拓展,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亮点。 第三,随着儒家价值系统的衰微与王权瓦解,近代中国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构,成为贯穿晚清民初思想史的核心议题。过往思想史研究对于政治秩序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等层面。未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结合前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力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考深度。比如,晚清以来,当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所更替,帝国的“臣民”如何实现朝向民国的“国民”转型?在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国土”的完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及“国权”(主权与利权)的确保,如何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考与实践的重心?又如,西方诸国(包括日本)顺应“世界大势”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如何反向构筑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强大现代国家的美好想象?另外,世界竞争中普遍存在的“公理”与“强权”的分裂,西方列强内外政策的鲜明反差,又是如何催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与“世界”两歧性思考,左右着他们对于不同现代国家的褒贬态度?为什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在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之上,还有着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全体文明”的“国家的世界主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著:《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五四”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