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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不断丰富深化,知识分子群体和多元化思潮脉动的研究也得到了新的阐释。多元思潮的汇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聚合与解体,产生巨大冲击作用。作为思想的制造者、传播者与实践者,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与衍变、聚合与分离,也折射出思潮的涨落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高瑞泉在《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文中,探讨了价值观念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观念系统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过程,与社会生活中传统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从龚自珍开始,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出身的知识者,先后成为价值观变革的主力。随着传统文人集团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新陈代谢,士大夫没落和消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①。胡伟希在《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一文中认为,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②。 桑兵的《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以及《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聚焦于1899至1905年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通过对各派势力之间人事脉络的重新探讨,他借此观测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与功能作用,及其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的社会变动③。而在《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④一书中,作者在关注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表现的同时,着重考查他们的社会联系及其在社会变迁各方面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使得学术界对近代学生群体的认识,增加了五四以前的重要一段。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则指出,学界对留日学生的过往研究,大多注重留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其实,晚清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⑤ 现代学术文化机构的聚集效应与学术生产机制,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形塑,同样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依托于这些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的学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陈以爱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中,对于北大“国学门”历史的阐述表明,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⑥。又如,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⑦以及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中,展现了抗战时期这一特殊学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它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范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胡伟希:《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③桑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22页;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会团体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