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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威在其《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以及新作《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等论述中也谈到,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日本作为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中介地位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学习日文与翻译日文书籍,获得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成为一个时代脉动中的知识“生产机构”。通过审视1870年至1919年的中日词汇交流,沈国威深入研究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以及中国社会对日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①。陈力卫在其《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一文中也指出,现代汉语中存在不少日语的“外来新词”,其实最初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了吸收西洋文明,从而有系统地借用中文词汇进入日语系统。后来,却反而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形成了中日词汇互用过程中的语义转换、分化、替代。陈力卫指出,汉语作为亚洲共识的平台,为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提供了可能,而其语义形成过程的历史档案,则为后人的追溯和反思提供永久的凭证②。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翻译行为成为了解双方知识传输与思想激荡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新的关切。狭间直树(NaokiHAZAMA)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视为圣典,其译本甚多。而中江兆民则透过改日文译本为汉译本,使卢梭学说更加条理清晰,并经过在“法国学塾”讲授卢梭理论,巩固了其“东洋卢梭”的地位③。黄克武的《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通过比较严复及章炳麟在译介社会学理论上存在的思想差异,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指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④。 王柯的研究关切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的形塑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在《“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nation”、“nationalism”和“nation-state”等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概念的,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19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⑤。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认知,其实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经验的接受密切相关。根据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一文的研究,日本追求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而大言不惭地认为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日本逐步成为侵略国家并在二战中走向了自身的毁灭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241～270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②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187(2014年8月20日查阅)。 ③狭间直树(NaokiHAZAMA):《“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0月2日查阅)。 ④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2013年版,第111～177页。 ⑤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⑥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10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