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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柯文(Paul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③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 ⑤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