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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关注口头史诗的几个基本问题。我们的考察将跨越四个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的史诗传统。其中的两个，蒙古和南斯拉夫，现在依然是或者直到相当晚近都曾经是活形态的史诗传统，因而得以通过田野作业直接观察。另外的两个，古希腊和古英语传统，只以手稿形态遗存。诚然，任何比较研究皆难以包罗万象或到处适用，但我们相信这四个传统代表了相当的差异性，也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们有条件就口头史诗的可能模式给出切近事实的推断。特别欢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对我们的研究做出回应，因为在寻求理解作为世界现象的口头史诗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1] 为了能够给这一复杂的研究课题提供一个清晰的路径，这里的论述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由一个当代史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所统摄。于是，文章就由这样一些提问组成，例如：“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一首诗？”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大型口头史诗的组合方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见解，例如认为那些较短小的故事可否应看作是某个较大故事的局部，就像那些玲珑的切割面最终属于整块的宝石？抑或它们只是一些独立的叙事，是收集者按照书面文学的规范将它们汇聚为一个“文集”？在另外稍微小一点的范围内，我们将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典型场景或主题？”这里将要集中探讨那些重复出现的片断，例如英雄的装备或者决战前的豪言壮语。这些片断在故事讲述的语汇中，是讲述者的“大词”（“large words”）。那么，在每一个传统中，这些“大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构造？在不同的情景中具有怎样的适应性？ 从宏观进入微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诗行？”虽然初看上去这个问题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却更加难以回答，因为答案五花八门。一旦我们离开古希腊—罗马的狭隘诗歌步格基准，例如音节标准或者词间停顿，我们就非得从其他特征获得诗行单元的定义。此外，还有所谓“表演中的诗行”，这是声音的诗行构造，它不同于那些通过手稿或者印刷页面而呈现出来并使我们接受的具有空间形态的诗行。在第四个部分里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口头史诗传统中的程式？”这里将集中研究那些反复出现的片语，也就是口头史诗诗人的辞典中为讲述所用的最小的“词”或者单元。以诗行——它同时是程式的载体——作为分析的基础，我们将要探讨这四个彼此间有很大差异的史诗传统，而目的不外是展示诗歌结构中最小的构成因子是如何既在它所寄身的传统之内，也在不同的传统之间发生着变化。 最后，在第五个部分中，我们试图回答的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什么是口头史诗中的语域？”从这个视角出发，是由于我们要追问这些特殊化的诗歌语言的两个主要层面：一是它的总体结构（从史诗集群到故事范型，再到典型场景和程式），二是这些结构层次所蕴含的意义，这后一点其实更关键。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将要对前面的四个问题做出总结，并追寻这些层面所蕴含的“传统性指涉”（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涵义。我们如何理解在整个“集群”（cycle）语境中的蒙古《江格尔》的某个诗章？在古英语史诗中，决战前的夸口将会引出什么样的事件？荷马的片语“绿色的恐惧”（“green fear”）的含意超越了我们从辞典中所能够找到的含意了吗？简而言之，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口头史诗传统中的每一个“词”——从最小的片语到整个表演——的“传统性指涉”究竟是怎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