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第三个小高潮为民众集资赎回胶济铁路的运动。山东悬案中最要害之点是胶济铁路路权的收回问题。12月13日，中国代表团为抵制日本所提的两国共管铁路要求，提出由中国赎回铁路的建议，日方于此有退让表示。会谈遂延至16日进行，中国表示愿以5300万金马克赎回。时日方要求由日本贷款赎路（注：《胶济路已将解决矣》，1921年12月18日《晨报》，第3版。），中国代表则坚持以现款赎路。上海民众派往华盛顿会议之国民代表蒋梦麟亦到会声明民众力主现款赎路，并言“上海银行公会已允备款赎回该路”（注：《胶济铁路收回办法大致决定》，1921年12月20日《晨报》，第2版。）。此时，尽管全国各界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之声仍很强烈，但按照直接交涉结果集资赎路的运动实已开始。12月19日，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联席会议率先做出决议，“赞同筹款赎回胶济路之主张”（注：《各路商界联合会联席会议记》，1921年12月20日《申报》，第4张第14版。）。山东省议会亦议决“由鲁省各界担负发起，通电全国，共同筹款，偿还日本债务，以免日人有所借口”，继续占据路权。（注：《鲁人对收回胶济路之筹备》，1921年12月20日《晨报》，第2版。）驻上海之全国商会联合会与银行公会及公团很快议定，集资以“商、学、工、农及银行界，同时进行。商界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全国商会各自量力负担。学界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工界之成立工会者由工会担任，未成立者，由商会代为召集，农界亦如之。银行界由上海银行公会通电全国银行”发起。（注：《国民对于赎回胶济路之预备》，1921年12月22日《晨报》，第2版。）12月26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筹款的具体办法已见诸报端。消息说，两界经多次集议，已拟订集资详章24条。要点是向全国各省派出集资队，按每5元一股募集，凡集资者均为胶济路股东。赎回后，该路永远属于民有。（注：《筹款赎回胶济铁路之进行》，1921年12月26日《申报》，第3张第10版。）上海民众派往华盛顿会议的另一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归国后即被推举为上海集款主任，赴各地演说鼓动集资。（注：《关于筹款赎路之电音》，1922年2月15日《申报》，第4张第14版。）北京学界集金会于12月23日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同时，北京商界联合会邀集银行公会及其他团体共同行动。京兆同乡会发起之平民赎路集金会，女界集金同志会也相继成立。同样的行动还在济南、杭州、南昌、日本长崎、南洋等地蓬勃兴起。（注：《国内外集金赎路运动之踊跃》，1922年1月25日《晨报》，第2版。）集金赎路已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至1922年1月底2月初，民众认股逐步进入高潮。2月4日，北京学界集金大会当场认股2015元。（注：《昨日北京之学界集股赎路会》，1922年2月5日《晨报》，第2版。）哈尔滨一次大会当场集资6000元，湖北认股300万元（注：《京外对于赎路之踊跃》，1922年2月9日《晨报》，第2版。），天津拟认股100万元（注：《天津各界认股之踊跃》，1922年2月16日《晨报》，第2版。）。2月22日，报载南京认股300万元，奉天认股200万元，哈尔滨商会认股52万元。（注：《举国一致赞成集股赎路》，1922年2月22日《晨报》，第2版。）2月10日，报载各级官员已认股1000万元以上。（注：《京内外对于赎路之运动》，1922年2月10日《晨报》，第2版。）在偏远的四川，集股赎路也动作起来，川人决定将存放于交通部之川汉铁路路款2000多万元全部索出，以认购胶济路股，欲一举成为最大股东。（注：《川人索债赎路以救国底我见与商榷》，1922年2月17日《晨报》，第2版。）从传媒的报道看，运动进入集股赎路阶段后，尽管规模没有缩小，反对直接交涉的呼声也未止息，但民众情绪已更加趋于平稳，运动也就更波澜不兴了。
    四、决定运动走向的诸因素分析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山东权益是否先由日本接管，再由中日两国交涉归还的争执，一直是民众情绪的刺激源。到华盛顿会议期间，这一刺激的作用确乎大大减弱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舆论影响民众情绪的角度考察，似主要有如次数端。第一，影响民众情绪的外部因素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战”以后，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两次国际会议的主要领导国，在中国民众中，乃至在全世界民众眼中都是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政策常表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替起作用的特征。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发表的和平十四条体现的主要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即力图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公平竞争理念推广到国际事务中去，并以此建构合乎美国理想的国际格局。这种主观愿望本质上代表美国的根本利益，不可避免要受到各国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但由于该理想，尤其是威尔逊据此提出的国际联合会方案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外形同构，因而在新旧观念混杂阶段极易重新唤起中华民族对大同理想的憧憬，以极为乐观的态度认识和会的前景，造成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现实临到时引发巨大的情绪震荡。到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之时，美国的外交政策重心显然已转向现实主义一边。华盛顿会议以裁减军备和打破日本在远东的国际垄断地位为现实目标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当时就已在中国造成了影响。会议召开前，文化学术界已有人在国际格局的讨论中明确把巴黎和会称为“凡尔赛分赃会议”，认为五四时期人们馨香祷祝的“国际合作的新理想真比春梦都靠不住”，对“以国际联盟为基础的理想的大同”表示了极大的“失望”。（注：化鲁：《最近国际关系与世界的新形势》，《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1922年7月10日，第3页。）由此，国人对华盛顿会议前途的认识已较对巴黎和会的认识清醒得多。《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专号”的评论指出，美国倡议华盛顿会议时尽管表示“很尊重我国主权”，“外交手段似乎比别国光明正大些”，但国人“对于这次会议万不可所望过奢”。因为美国的目的只是“反对日本单独支配中国”、“破坏日本在华之特殊势力”。（注：瞿世英：《太平洋问题与太平洋会议》，《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号”，1921年10月20日，第14-15页。）署名陈嘉异的评论把会议形势讲得更直白，其文云，美国“屡屡干涉日本对吾之侵略政策”，并不是“以我为主体而真为我除暴侮”，而是“以自身为其主体”，出于“日本之独揽东亚霸权与彼利益有碍”的考虑。因此，国人切不可以为“美国发起此会”是“专为我打抱不平”，更不可对此“怀种种之奢望”。（注：陈嘉异：《太平洋会议之观察与其先决问题--中国之新使命》，《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号”，1921年10月20日，第7-8页。）从这类评论看，国人观念中已渗入了一定程度的实利外交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并未从此成为国人明确的对外观念），前此希求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理想已不再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因此，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国人尽管也举行庆祝活动，但情绪热度已与巴黎和会前的庆祝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