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尽管仍然只集中攻击三个卖国贼，未直接指责徐世昌，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所争之事，已逐步集中于政府违忤民意之举措。上海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于此更言之凿凿。宣言说，“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儆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获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知之安在？……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律罢课。期全国之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注：《上海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三）》，《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12页。）宣言表明，运动初起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两大口号的重心已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公理”难容的主要内容也由“难容”国际强权欺凌弱小转为国内当局者欺侮民意，斗争所指则以惩办国贼为“惟一”目标。从这些文献中也可看出，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仍然不自觉地受到“奸贼误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因而尽管实际上对徐世昌总统领导的政府已经大为不满，但见诸文本的愤怒表示却集中于曹章陆三卖国贼，未见直接攻击徐世昌总统者。
    由于前此政府的一系列挑战，民众情绪已趋于激越，运动已呈现蔓延之势。但北洋政府似乎对自身的权威性和控制局面的能力仍然抱有自信。北京学生罢课后，政府对学生要求不予理睬，下令教育部通令各校限三日停止罢课，否则将派军警强迫复课。但经各校师生抗争，政府无计可施，又不得不改为“责令教职员劝导学生上课”。这样一压一放、一进一退的举措，实足以起到刺激民情继续升温的作用。在僵持期间，学生其实也做了让步，即将“惩办国贼一层，让步到免职”。但政府对这一要求仍无肯定的答复，如此，“学生罢课的思想”，才“益复坚决”。各校不仅坚持罢课，且纷纷派出讲演团游街讲演，每日10队、8队，计二三千人，影响极大。由是，民众情绪急剧升温，不仅大量市民同情学生，连警察也受到感染而违抗上命，“不愿干涉”（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80页。）。社会危机正加速走向失控。北洋政府不但未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平息事端，而且继续采取与自身权威性不相称的、且已屡试无效的更强硬的挑战性举措。6月2日，政府下令一面痛斥学生，一面为民众“惟一”要求罢免的曹章陆进行辩护，并于即日起对学生实施大逮捕。由于受到如火情绪的支配和上次捕而又放经验的鼓舞，此时的学生已经毫无焚烧曹宅被捕后的恐惧感，入狱已成为一种荣耀。出现了被捕者慷慨入狱，未被拘捕者“力请入狱”的局面。（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8页。）致被捕者多至北大法科不能容，又押于理科。5日，北大学生会发出声讨宣言后，学生情绪的激越程度达到了最高峰，入城讲演者数倍于前，且都带好行囊准备入狱，甚至出现了两千多人奔赴拘所要求拘捕的场面。（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8页。）就这样，北洋政府一步步取代日本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一步步把民众的愤怒集中到自己身上，并一步步把政治危机推向颠峰。
    在局面失控之际，北洋政府采取了更莫名其妙的处置措施。6月5日下午4时，政府不作任何解释，突然撤走看守被押学生的全部警察，临时监狱顿成无政府状态。反而是被押者出而维持监狱现状，并声言“非得政府有一满足答复之表示决不出去”（注：《昨日北京大学之所见》，1919年6月7日《晨报》，第3版。）。至此，政府的形象和权威性均已荡然无存。这一消息刊于报端，对全国民众情绪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而政府竟以为可以继续敷衍，不了了之，对全国各界响彻云霄的惩办国贼要求仍不作答。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当日已开始的上海罢市风潮迅猛扩大。商界本为稳定力量，不会轻易采取非秩序行动。（注：1919年5月9日，上海总商会曾向北京政府发出佳电，主张政府派代表与日本交涉解决山东问题，以稳定人心浮动的局面，表达了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见《总商会对青岛问题之主张》，1919年5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此次罢市过程进一步证明了此点。6月3日，上海学生赴南市县商会请求罢市，与学生一致行动营救北京学生。商会两会长表示，“此举实行，一般苦力何以谋衣食，须先谋相当方法方可免碍秩序，因此不肯担此重任”（注：《昨日县商会中之激昂情形》，1919年6月4日《申报》，第3张第12版。）。商会的表示不无道理，也明显地表现出商界趋向稳定的情绪与心理。但由于当时极度升温的民众情绪已形成社会的共同情结，商界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感召下迅速罢市。6月5日，经学生的再度恳切动员，上海南市各商号开始罢市，少数商号不允，在学生跪求之下，亦皆关门停业。（注：《学生要求商界一致行动》，1919年6月5日《申报》，第3张第11版。）起于上海的商界罢市迅速蔓延开来，“宁波、杭州、苏州、松江、南京、扬州、镇江、九江、武汉等处”亦“皆先后罢市”（注：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上）》，中华书局1919年9月出版。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90页。）。稍后，广州、天津、芜湖、安庆、山东等地商界也加入了罢市行列。（注：见《申报》1919年6月12日，第2张第7版：《罢市中之苏淞》；第2张第6版：《津埠议决罢市之经过》、《芜湖商界罢市之经过》；13日，第2张第8版：《各地罢市消息》；14日，第2张第8版：《山东罢市之详情》等报道。）东南地区大中城市的社会生活顷刻陷入了严重危机。
    东南广大地区的商家全部停业，商学各界形成了迎接北洋政府挑战的联合战线。其间对民众情绪起支配作用的内在精神自然有初步觉醒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在罢市期间，蒋梦麟就曾指出，此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普遍世界之民主主义”和“北京大学之新思潮”影响的结果。（注：谯北杨尘因著：《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90页。）此见解作为运动参与者的判断自然不无真实可靠性，但其真实性也仅是言者本人或与之观念相同者对运动的确切认知。从运动留下的更多文本看，中国传统的“奸贼误国”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影响更为主要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