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件的众多记述看，上海运动的发动者仍是学生，而支撑运动的主要势力则是商民。上海商界6月5日罢市后，引起东南各地纷纷响应，在高潮期，大中小城市包括银行在内的各行业均停止了营业，这意味着全部社会生活被打乱。外间影响之大和对政府的压力之大都可以想见。上海当局除采取一系列压制和防范措施外，淞沪护军使卢子嘉（永祥）还于罢市第三日率兼沪海道尹沈韫石（宝昌）、淞沪警察厅长徐辅洲、护军使署参谋长马懋勋等大小官员8人赴总商会出席官民会议，劝导开市，并表示将向北京政府转达商学界的要求。（注：《昨日南商会中之官民会议》，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卢随即向北京政府发出庚电，言上海罢课罢市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如果中央政府“此时不图，将成大乱”；要求政府“查照上海总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免职，明令宣示，以表政府委屈求全力顾大局之意”。（注：《呈府院文》，《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7-88页。）江苏军民两长齐燮元亦急电北京，谓“沪宁等处纷纷罢课罢市，形势日非”，“现在沪埠中交两行停止营业，内地挤兑风潮，乘之而起”，情势十分严重。（注：《院省文电》，《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7页。）这些反映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申报》评论指出：“卢护军使致北京庚电，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时不图，将成大乱之语。可见今日局势之严重，即在官场亦未有不知。”（注：庸：《卢电感言》，1919年6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2版。）运动确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官方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巨大压力。这显然是决定北京政府不得不免去曹陆章之职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工界的影响要小得多。从舆论看，自6月5日开始，罢市运动的消息始终占据报纸的重要位置，相形之下，工界活动的舆论位置则相当次要。而且，见诸报端的工界活动消息，均言工界是受商界影响而罢工，属被动行为。商界罢市于6月5日起，当日即已形成席卷全市的巨大规模，其相关消息在《申报》占据第11版2/3版面。工人大罢工先驱--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五六千人罢工（在五四运动中，此三厂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先行者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定论）的消息在同一版则只占近1/40的版面。而且，这最早的罢工也是受到“全体罢市之消息流传”影响的结果。（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1919年6月6日《申报》，第3张第12版。）6月6日（即罢市第二日），上海罢市已开始向南京等地扩展，工人罢工消息仍占报纸很小版面，且罢工者明确表示：“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我工界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始全体罢工，与商界一致行动。”（注：《工界救国之行动》，1919年6月7日《申报》，第3张第9版。）罢市第四日，上海运动已达高峰，工界响应仍在继续，各业工人多有言及罢工受商学影响而起者。诸如“商学爱国表示举动已起于前，吾人何可漠视”，“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当此商学界奋起救国，工界岂可落人之后”，等等。（注：《工界与商学界取一致行动》，1919年6月9日《申报》，第3张第11版。）从舆论的反映看，罢市第五日，工界的大规模行动还未开始。署名东吴的评论说：“上海罢市已五日，响应之地，日有所闻；而答复消息迄不至。于是劳动界复以罢工闻矣。”（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上海民国日报》6月9日社论也说：“罢课罢市以来，罢工潮流也渐渐跟上来了。”（注：《上海民国日报》社论《罢工问题的商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2页。）各方面的反映都表明工人罢工是响应罢市而后起之事。工运影响不及商界罢市大的原因，当时文化人的评论有所揭示。《上海民国日报》的社论曾指出，当时，工人大规模罢工尚无可能，其原因之一是“工人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原因之二是要抵制日货，中国自己工厂正应担负提供产品之重任。工人“非但不能罢工，还应加工”。之三是“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注：《上海民国日报》社论《罢工问题的商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2、13页。）另一署名“即”的评论表述了与上述完全一致的看法。（注：《敬告爱国工人》，《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7页。）署名“东吴”的评论亦说：“工人程度较低，品类较杂，经济较困难，欲维持秩序之安宁，断不能如罢市之易。”（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此类评论较多，尽管均属于一家之言，但并无偏见，其所言大体合乎实际。这说明工人罢工在上海中心时期尚不是运动的现实主体，而是潜在的主力。罢市第五日，报纸有评论说：“今闻沪宁杭路役，已有罢工之动议。设四十八小时无答复，则陆路交通断矣。瞻望前途危险万状。”（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这一评论说明，在6月9日，工人罢工的主体部分还在酝酿之中，但不可等闲视之，一旦发动，对运动对象将是巨大威胁。另一评论在论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给北洋政府通电时对此言之更确，评论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始而学界罢课，继而商界罢市，今则工界亦有继起罢工之势。影响所及，交通机关，且将陷入停顿状态。各地秩序，几有岌岌不能保持之惧。”因此，卢永祥电告北京政府，上海运动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注：庸：《卢电感言》，1919年6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2版。）这一评论发表于10日，推断应是9日写成。其中也透露出，在罢市即将结束之时，罢工主力仍在集聚之中，但其威力极强，已使当局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这从另一面揭示出工人阶级在运动的上海中心时期尚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力量，而不是当时的运动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