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盛顿会议期间争国权运动的平稳进程
    五四运动以曹陆章被解职和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告终，但山东问题却依然存在。沉寂一年之后，在华盛顿会议（当时舆论亦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际再次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解决（五四运动的起因亦在于此）的民众运动。同样的斗争目标，同样的参与者，却产生了差异极大的运动形态。此次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的规模和参与者的情绪激越化程度都远不及五四运动。从华盛顿会议消息传到国内至山东问题解决告一段落，民众运动只经历了三个波澜不惊的小高潮。
    一是日本提出中日交涉解决山东悬案说帖后兴起的“反直接交涉”运动。巴黎和会后，日本曾于1920年1月和6月两次发出要求中国与之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通牒，均被中国政府拒绝。美国发出召开华盛顿会议动议后，日本为避免山东问题提交会议解决，于1921年9月7日和10月20日两次向中国提出交涉山东悬案的说帖。（注：《外部公表鲁案第二次声明书》，1921年11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由于人们对“五四”外争国权运动尚记忆犹新，日本的行动立即引起中国各界民众的同声反对。北京各界于7月21日成立“太平洋会议各团体联合会”，连连派代表到外交部质问情况，并召集会议，申明“始终主张拒绝直接交涉，不问地点何在，一律反对（时传闻直接交涉在国内进行，又闻在华盛顿会外进行）”。（注：《昨日太平洋会议各团体联合会议》，1921年9月23日《晨报》，第2版。）1921年9月28日，各团体发起成立“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发表宣言，表示全国一致对外，“反对交涉”。（注：《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之宣言》，1921年9月29日《晨报》，第2版。）10月2日，太平洋会议联合会会员大会在中央公园召开，北京54个团体出席。报纸评论此举“实为北京空前之大联合”（注：《今日中央公园之外交联合会》，1921年10月2日《晨报》，第2版。），造成反对直接交涉的强大声势。上海各团体亦连续发出通电，强烈“反对鲁案直接交涉”（注：《沪团体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之两通电》，1921年9月19口《晨报》，第2版。）。山东各团体更严正表示，“如政府仍无悟觉，则鲁省唯有停止一切课税，自谋对待方法，誓死与之抵抗，虽牺牲全省生命，亦所不惜”（注：《国人对鲁案之态度》，1921年9月20日《晨报》，第2版。）。北京大学学生为此召开了700多人出席的紧急会议，与会者有言，“北大同学是五四运动反对直接交涉之中心”，在今日广大民众奋起反对之际，“尤不能不有所表示”。大会做出了举行示威游行、进城讲演等七项决定。（注：《学生界对鲁案将有大表示》，1921年9月16日《晨报》，第2版。）9月25日，学界决定于次日开始游街讲演，并划定了各校讲演的区域。（注：《学生界明日实行游街讲演》，1921年9月25日《晨报》，第2版。）从各界的公开表示看，民众的情绪已颇为激昂，但由于舆论很快传出北京政府驳覆日本说帖的消息，正在趋向激越的民众情绪并未引发大规模示威运动。
    第二个小高潮是反对由美英斡旋实行中日直接交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发生情形与五四运动十分雷同。与巴黎和会召开时一样，中国民众在华盛顿会议开幕之际也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活动。由上海商界联合会和太平洋会议商榷会发起的上海民众庆祝“一战”结束3周年和华盛顿会议召开游行大会，上海商学工各界和各省驻沪各类组织46个团体8000多人参加。次日，主办者又在精武第一分会操场召开庆祝大会，并致电华盛顿会议表示祝贺，“请各国代表主持公理”（注：《市民庆祝游行大会纪盛》，1921年11月12日《申报》，第4张第14版。）。从舆论看，此次庆祝活动的气氛已远不及上一次。庆祝活动未形成万民欢腾的局面，也未向外地扩展，连北京主要报纸也未在显眼的位置上给予报道。但国人希望的落空却与上次一般无二。华盛顿会议开幕后，日本竭力阻止山东问题按中国要求提交大会处理，甚至以退出会议相要挟。美国为实现国际裁减军备目标，对日本的山东问题立场取迁就态度，于1921年11月26日向中国提出由美英出面“斡旋”（Good office，时人有译为“拉拢”、“好意调停”者）中日交涉解决山东悬案的建议。中国代表团接受这一调停，于12月1日开始与日方在华盛顿进行会外直接交涉。（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1月25日，第35页。）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直接交涉示威运动。在北京，运动的领头者仍是学生。1922年1月12日，北京学界在天安门举行40余校、1万余人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者高呼“山东问题，无条件交还”、“唤醒同胞”等口号，并派交涉员求见外交总长颜惠庆，提交了山东权益“直接交还”等四项要求。（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上海的示威运动由商学工界联合发起。1月8日，沪上商学工界在沪军营两大操场举行反对直接交涉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10余团体的5万多人参加，为沪上“空前未有之大会”。示威者提出了“国民快起争外交”、“力争外交”、“不涉内政”等口号。（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运动亦形成了向全国扩展之势。至12月12日，报纸已出现天津、山东、浙江、南京、武汉、安徽学生，留美学生、旅古巴华人和美、法、意等国华侨举行各类反对直接交涉活动的大量消息。（注：《国民反对直接交涉之一致》、《国内外群起反对直接交涉》，1921年12月12日《晨报》，第2版。《宁垣国民大会之示威游行》，1921年12月11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其中，天津于4月15日举行了“二十余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注：南雁：《时事述评：废止二十一条的中国国民外交》，《东方杂志》第20卷第7号，1923年4月10日，第3页。）。此次民众集会示威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五四”事件，但参与者的情绪激越化程度却远不及“五四”当年。京沪两地的运动都未出现超越秩序的问题。报载北京学生集会示威过程始终“秩序井然”（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上海的集会示威亦“排队出发”，秩序正常，提出的口号则主张对外不对内，以示“取光明态度”（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上海工界集会更明确主张“秩序必须整齐，不主张罢工，以示文明和平态度”（注：《各工团之外交运动》，1922年1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足见示威者尚完全处于理性状态，情绪颇为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