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市之日，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发出的对内宣言表示了四点决心，即：“（一）国贼不除，誓不开市。（二）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三）尊重市场秩序，拥护法律之自由。（四）辍业不效，则要求多数之应援，待公道之裁判。”（注：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上）》，中华书局1919年9月出版，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90页。）此宣言把对内惩办国贼作为惟一目标，同时对外示以友好与尊重，与中国古人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奸贼不除，国无宁日”的观念之间显然有精神上的继承性。《申报》杂评论及一外国人曾于青岛问题初起之际（其时民众以对外为主）提醒国人注重内贼的见解时说：“外侮之来，既因内奸而起，非抉去内奸不特已失者无以挽回之望，即未失者亦终有断送之时。”因此，国人自应“奋然以起，以肃清内奸为职志”。（注：庸：《读大陆报有感》，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2版。）文化人作此论断，无疑未经深刻的理性思维。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积弱，外侮频来，原因极其深远，曹章陆对国权丧失负有一定责任，却不可能是决定性因素。但人们轻易就达成了将国权不保之过进一步归咎于三个卖国贼的共识，显然带着浓厚的情绪化倾向。由于存在这一观念基础，民众对政府最不能容忍之点也集中在它袒护三卖国贼之上。上海商界在向当局提出的四点责难中抱怨说，“不除卖国贼不开门，现在所要求者只此区区八字，此八字尚办不到”，“大多数人何以疏通”。（注：《昨日南商会中之官民会议》，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其他媒体的评论于此表示出更怒不可遏之情，署名“缄臞”的评论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所要求于政府者，惩办曹陆章耳。为若辈计，政府即不加以谴责，亦宜自请罢斥，以谢天下。”（注：缄臞：《全无心肝》，《五四爱国运动》（下），第6页。）署名“笑”的评论言之更为激愤，谓“此次全国一致，同声请惩办曹陆章，吾不解政府果何爱于此区区三人，以撄全国人民之怒”。“政府宁负天下人，不忍惩曹陆章，此何故与？”（注：笑：《惩办曹陆章》，《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页。）署名“庸”的评论在揭示商界罢市之“真谛”时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商民）痛心疾首，极欲去此祸根。乃北京政府袒护卖国贼，不但不容忍国民之要求，且甘与全国民意为敌……国民忍无可忍，而始下最后之决心，牺牲营业，以与北京政府相抗。”（注：庸：《商界表示之真谛》，1919年6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评论把问题的本质点得非常明白：民众愤怒难消，情结在于认定奸贼误国，非去不可，政府必须惩办国贼，“以谢天下”。此处所言与古代王朝杀奸贼“以谢天下”的含义自然有所不同，但体现的精神却一脉相通。商界罢市的行动亦表明了这一层。在罢市之初，各商店在门前贴出的口号还具有多样性，诸如“雪耻爱国”、“要求政府夺回青岛”、“惩办卖国贼”、“救国停市”、“释放学生”、“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敌忾同仇”、“万众一心”（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1919年6月6日《申报》，第3张第11版。），等等。其后即逐渐集中于惩办卖国贼。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在当年6月25日，即罢市结束后几日出版。作者印象：罢市第三日，“各家商店门上，俱粘贴‘不除国贼不开门’字样”（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6页。）。时人的印象尽管也不一定准确反映全部事实，但能形成如此印象，却最能说明当时上海罢市的情结所在。这一点从罢市的结束更可得到印证。罢市第六日，曹陆章免职消息已传出，总商会通知目的已达，即刻开市。但各商家认为传闻不足信，不见证实，仍不开市。（注：《上海商界罢市之第六日》，1919年6月11日《申报》，第3张第11版。）至第七日，三卖国贼罢免文件到沪，商家才燃放爆竹，欢呼开市。（注：《纪商家开市时学生游行》，1919年6月13日《申报》，第3张第11版。）此后，尽管还有拒签和约的要求，但罢市已经结束，高潮已经过去。尽管山东各界因家乡命运所系，仍激愤难平，但运动已入尾声的情势却没有改变。种种事态表明，在运动高潮期，愤怒冲天的民情之主要所指确乎并非山东权益之失，而是奸贼误国之恨。
    运动发展到以上海为中心阶段，构成民众集体行动的精神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进一步泛化。（注：彭明先生《五四运动史》第四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题，主要讲“五四”前各阶级阶层的爱国斗争，但未从运动思想基础的角度分析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到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时上海名伶冯子和也慷慨陈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决不能辞。”（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74页。）这一观念在激愤情绪下急速泛化，便逐步由一种道义力量发展为人人必须遵循的规范性力量。上文述及，上海罢市之初，对少数仍然营业的商家，学生逐一跪请关门，这些商家为之感动，方加入停业罢市行列。这个不被注意的事实其实并不简单。如果真是新文化运动传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国人的观念，那参加抗议运动就应被理解为个人的选择，部分商家不愿加入罢市行列不应受到干涉。学生当众跪请关门，显然是对商家施加压力，迫使其顺应舆情。学生这样做，商家亦感到不能不响应关门，其理解能够达到与舆情同一的精神因素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十分明显，在民众情绪激越化的情况下，本是“匹夫”人人“应该”行动起来的道义感召，确乎已变成了“匹夫”人人“必须”行动起来的社会规则。徐家汇一家商店老板在6月9日单独开门营业，即刻引起“众怒”，“众目之为衣冠禽兽，凉血动物”。该店经理“异常羞愧”，随即关门。（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8页。）上海新市场酒菜馆女主人则因不关门而遭到民众更大的羞辱。众人竟自去相馆取出女主人照片“钉于德律风杆上，旁书不要脸不爱国妇人。一时观者如堵，拍手称快”（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00页。）。这类事情的出现，表明当时民众运动确乎已形成大浪淘沙、裹挟一切之势的情绪化风潮。运动一致对内的选择和民众采取较极端方式对待少数置身事外者的行动，透露出运动的观念基础既不是民主主义新思想，也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的泛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