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运动中，民众情绪未受到连续的挑战。引发示威运动的因素，一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提出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说帖，二是美英提议在两国斡旋下中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这两种因素来自外部，与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人格较量，对情绪的刺激力不大，且不存在连续刺激的可能。当时的北洋政府亦未如五四时期那样不断向民众提出挑战。日本“直接交涉”说帖提出之初，舆论不断透出北洋政府有主张“直接交涉”之意。（注：1921年9月18日《晨报》第2版的报道《昨日学生到外部质问之情形》言：外交总长颜惠庆未到部，外交部秘书接见学生代表，“答语有趋于直接交涉之倾向”；9月23日第2版的报道《山东问题之大危机》言，“连日各报宣传，外部将即日答复日本提案”，“颜外长确倾向于直接交涉”。）学界为之大愤，表示，“如政府不依从民意拒绝直接交涉，则生等为救山东数千万同胞计”，将“势不能与政府两立”。（注：《抗争鲁案呈中之学生界态度》，1921年9月19日《晨报》，第2版。）此时，如政府继续挑战民众，运动走向极端大有可能。但北洋政府很快做出了顺乎民意之举，22日，报纸已透露出外交部准备驳覆日本提案的消息。（注：《外部准备答复日本提案》言：外交部拟对日本提案“正常答复”，向列强表明“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之原因”。1921年9月22日《晨报》，第2版。）27日，报纸又进而证实外交部“已拒绝直接交涉”，并“提出一种驳案，将日本提出鲁案之根据，完全拒驳”。（注：《颜外长已决驳覆日本提案》，1921年9月27日《晨报》，第2版。）这些消息为舆论广为传播，很快平复了民众情绪。
    美英提出“斡旋交涉”案后，再次激起了国人反对“直接交涉”的怒潮，京沪各地出现了规模远远超过“五四”事件的示威运动。北洋政府对示威未加压制，而是加以疏导。1921年12月12日，在北京40余校学生准备举行反直接交涉示威时，北京警厅立即予以批准，并表示将出动警察保护游行队伍。厅长殷鸿寿并请学生代表到厅面谈，略谓山东问题为全国问题，人人有责。如警厅反对学生爱国，“则是毫无心肝者”。因此，警察出动，完全是为了保护学生，维持秩序，“学生等可以放心”（注：《今午天安门前之示威运动》，1921年12月12日《晨报》，第2版。）。次日游行过程，秩序井然。示威至外交部时，外交总长颜惠庆接见学生代表，对学生爱国表示赞赏，并好言答复学生的四点要求。对已开始的直接交涉，颜氏解释，此系“英美之调停，不便拒绝，其委员会之组成，乃由华会产生，将来结果，依然报告大会。是此案以大会始，乃以大会终。”学生对此答复“甚为满意”，竟至“三呼万岁”而归。（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在上海，国民外交大会举行的各界反对直接交涉的大示威则径直在沪军营两大操场举行，规模宏大，秩序井然。（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显然亦未受当局的压制。当集资赎回胶济铁路运动发起后，各界要求铁路赎回交由民办，政府即于1922年2月14日的国务会议通过决议，由大总统发布命令，“将胶济铁路归国民办理”（由后来事实上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推测，政府当时很难真正相信民间有力量集资赎路）。（注：《交部报告胶济铁路决定为民有》，1922年2月16日《晨报》，第2版。）其间，只有梁士诒组阁后拟议借日款赎路并恢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职务时，曾一度激怒了民众。北京40余团体联合发出通告，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注：《各团体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1922年1月21日《晨报》，第3版。）一时形成了全国性反梁风潮。但倒梁阁涉及复杂的政治派系之争，且梁很快就倒了台，并不足以形成对民众反直接交涉的严重挑战。由于在关键问题上北洋政府均大体表示了顺乎公众的态度，没有一种对民众情绪构成足够刺激的因素，运动继续向激烈化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四，民众注意力受到了多种干扰。在山东问题因华盛顿会议召开而重新提起与抗争期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已较五四时期更不景气，各种问题见诸舆论，对民众视线形成了很大干扰。除在此前后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派系之争和广州军政府北伐的不断冲击外，直接影响民众心态的问题有三：一是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北京政府的财政正在大闹危机。1921年12月1日，即山东问题斡旋交涉开始之日，报载“由于中央财政支绌，各机关闹薪风潮，时有所闻。财政部亦三月未发薪水，各司职员早有枵腹从公之慨”。同时，“公府经费亦数月未发，各职员卫兵均见难维之势”。更为严重者，“自六月以来，办公费毫无着落，囚粮积欠已二月有余，官吏俸薪，则积欠已逾三月。现粮无可借，饷无可垫。官吏则纷纷告退，别图生计；囚人则嗷嗷待哺，无计牢笼。”（注：《北京一片闹穷声》，1921年12月1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报纸有消息说，“北京各部自八月以来，已完全成为各自为谋之局面。财政部自顾不暇，更无力为他部筹薪资，于是有教育司法两部之罢工”事发生（注：吹万：《北京通信》，1921年12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0版。），甚至出现了以“北京各部一片罢工声”为题的消息报道。而交通部员工和北京八校教职员等发动的索薪运动则更早已沸沸扬扬。（注：《交通部亦起索薪运动》，1921年11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这些消息与民众集资赎路运动形成了极不协调的格局。更有甚者，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竟连出席华盛顿会议外交代表团的经费也无法备足。起初，外交部拟代表团各项经费总计百万元。除财政部和银行公会提供外，由各省筹50万元。但是，至代表团分批出发时，各省认筹数仅10万元，实际到款则更少至1.5万元。（注：《代表团经费尚无办法》，1921年11月18日《晨报》，第2版。）时全国商教联合会派出的蒋梦麟、余日章两国民外交代表所需各团体自筹经费已达6万元。（注：《商教联合会欢送宣传代表》，1921年11月18日《晨报》，第2版。）政府财政危机如此严重，国家如此破败虚弱，对民众争取山东权益的情绪显然构成了一种无形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