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本身热度就有限的民众情绪受到了外交不利消息的刺激，但这种刺激不像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那样具有突然和强烈的震撼力。前文述及，在五四运动阶段，当国人正狂热地企盼公理彻底战胜强权，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及过去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对待问题都将在普世太平的世界得到公平解决时，林长民以“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这一极具夸张性的言词向国人传达了外交失败的消息，其引起情绪震荡之大可以想见。而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国人期望值本来不高，外交方面不利消息的传播方式亦大异于前。早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几个月，日本要求中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意图已断断续续在报上流传，国人也“早已料其必有（要求）直接交涉之一日”（注：蓝公武：《断送国运之中日直接交涉》，1921年9月11日《晨报》，第2版。）。1921年9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要求中日直接交涉山东归还问题的节略（注：《日使提出直接交涉的节略后之政府方针》，1921年9月12日《申报》，第2张第7版。），对这个人们早有心理准备的无理要求，各界表示反对。北大学生开会做出将“举行游街大会”、“上呈政府，请从速表示拒绝直接交涉”、“通电全国，请各团体一致反对”等决定。（注：《京学界对鲁案将有大表示》，1921年9月18日《申报》，第2张第7版。）这种态度的激烈程度显然已大不如“五四”前。其中尽管有示威游行的打算，但对政府取合作态度的意向亦是明确的。其他民众团体的表态就更平和，北京太平洋团体联席会仅做出三项决定，其中首项即“请政府于一定期限内，正式申明不直接交涉”，其余为“制一关于不能直接交涉理由之议决书，宣布中外，并供政府参考”，“如政府不采纳”再议“用何方法监督”。（注：《北京太平洋团体联席会议记》，1921年9月22日《申报》，第2张第7版。）由此态度看出，民众反对直接交涉很难在顷刻之间引发汹涌怒潮。而且，当民间反对直接交涉的主张出现不久，舆论即传出政府表示驳覆日本要求的消息，民众的要求在表面上得到了满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第一个小高潮也就趋于平静了。由于民众早有心理准备，华盛顿会议开幕后，从国外传回同样的不利消息的影响力也就更为有限，其不能如五四运动前外交失败消息那样引起情绪大震撼实属情理中事。
    第二，具有舆论导向能力的文化人主张在山东权益问题上持现实态度。在国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高潮期，报纸连连刊出文化人主张在山东问题上力争实利、不务虚名的现实主义观点。署名李菊生的《晨报》评论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想谋世界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想要各种问题都得着道义的完全的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但使各国问题得着暂时的相当的解决，这却是可能而且各国也都是愿意而且渴望的。”（注：李菊生：《论华盛顿会议的前途》，1921年12月4日《晨报》，第2版。）梁启超的态度就更复如斯，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说时表示，“我对于太平洋会议，本来不敢奢望它有多大的成绩，只要不闹出别的岔子，已属万幸。所以几个月来，不肯多说话，即偶尔说说，亦不过从消极方面自卫方面立论，不愿意瞎唱高调。今天所讲演，仍是这种态度。”（注：梁启超：《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1921年12月6日《晨报》，第6版。）其所谓不唱高调，意在权益之争中必须求取实际利益，而不徒托空言。他在给外交总长的信中就明确指出，美国倡导华盛顿会议只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示”，并“非有所爱于中国”，不能寄过多希望。但中国对日本的直接交涉提议仍要据理力争，以维权利。（注：《梁启超为鲁案致颜惠庆书》，1921年9月13日《晨报》，第2版。）
    由于有这样的心理和情绪基础，当美英愿出面斡旋、日本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不再坚持借日款赎路时，国人接受斡旋及谈判条件是不难理解的。胡适2月14日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讲演时，对当时尚有相当热度的反直接交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国内直交，因为不信任政府，所以反对，还有理由可言”，但“对在华盛顿公开交涉也一并反对可就错了”。（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1922年2月14日《晨报》，第3版。）五四时期奔走呼号的国民外交协会领导人林长民对此批评更尖锐，他说：“反对直接交涉”只是为了伸张公理，并非“山东问题始终不要经过一度交涉。而我们的国民还是惰气漫漫，始终不察时势，拖了一个口调，与懒和尚念经一样：不交涉不交涉不交涉，拒绝签字拒绝签字。连我们代表在华盛顿的开议，也要群起反对，这个真是无意识的举动了。”（注：林长民：《国际生命（续）》，1922年3月2日《晨报》，第3版。）李大钊也大声呼吁：“愿国人快快起来，集股赎回（铁路），使他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复归故主，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注：李大钊：《胶济铁路略史》，《新生活》第55期，1922年3月5日，载《李大钊选集》，第381页。）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高扬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理想，对中国从此走向永久和平抱有热烈的希望，而此时则接受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交涉的结果，号召国人集款赎路。前后态度差别如此之大，确乎是国人心理和情绪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显明征兆。因此，尽管商学工各界反对直接交涉的呼声仍连连载于报端，但1921年12月中旬以后，各界集资赎路实际已成为运动的主流。也就是说，民众尽管仍在反对直接交涉，但行动上却已接受了直接交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