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川讲话把体现美国自由观和门户开放理想的威尔逊主义理解为“世界平民主义”，并希求以此达至“永久和平之目的”。其中蕴含的意向与天下大同、人人平等、永世太平的美好向往确乎有一定相通之处。出于这一近乎天真的美好愿望，国人相信，“设法理直之列强在和平会议中一经提议远东问题，对于中国之冤屈必大发其不平之鸣”。中国在1840年以来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对待和冤屈都将一洗而净。（注：《中国与和平会议》，1918年12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实现此理想的途径是各国“超出”“功利世界，造成文明进步之大功”，即共立“一种普及条约可以对付各国者”，并按此条约的原则“取消种种特别之规定”（注：《中国与和平会议（续）》，1918年：2月8日《申报》，第3张第10版。），以造成世界永久之和平。这一设想与威尔逊的“国际同盟”提议显然相去甚远。威尔逊的设想出自门户开放原则，最多不过是保障国际自由竞争的措施，其功利主义意向十分强烈。国人的理解与威尔逊主义本质相悖，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扬古代大同理想时提出的世界公政府模式却十分相类。
    民众团体表达的大同愿望在文化人的言论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述。梁启超就认为，战后将建立的国际联盟“必为二十世纪最有光荣之产物”，巴黎和会定能“将此人类大合同，大进化之国际同盟举其最要之部分基础从事建筑”。如中国能“光明正大以参列于国际之林，则吾受荫于此正义人道一大旗帜下以自壮，一切扰攘根源可以廓扫”。（注：《梁任公敬告友邦当局》，1918年11月17日《申报》，第2张第6版。）并以为“国际同盟”，即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注：梁启超：《国际同盟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第161页。）。熊希龄、林长民等名流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在评论国际联盟的意义时亦说，“吾中国国民素爱和平，昔有世界大同之理想，今幸逢兹嘉会，深愿赞助其进行以期铲除世界祸乱之根源，俾成永久太平之局”。因此，和会应彻底废除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废更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注：《国民外交协会之外交意见书》，1919年5月2日《晨报》，第6版。）这些见解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所表达的愿望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是站在本国、本民族的立场去分析国际格局、权衡利弊，以图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的实际利益，而是更明确地表示向往天下大同，期望中国在人类平等彻底实现后一劳永逸地解除所受的一切不平等对待，从此与天下人永远共享太平。对国人的这个愿望，李大钊在论及巴黎和会时做了最典型的表述：
    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注：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页。）
    李大钊描述的理想与康有为《大同书》绘制的无国界、五种界的大同蓝图几乎完全相同，可说是康氏理想的另一种表述。所不同者仅在于，康有为的大同只是藏诸名山的纯粹理想，而李大钊的大同则是即将化为现实的希望。
    李大钊是公认的最早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传播者，他的“公理战胜”观被理解为五四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影响的代表。这与上文的表述形成了极大反差，是非何在，显然还得从他更多的言论中寻求答案。从留下的主要文本看，李大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分析确实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他认为这一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33页。）。李大钊这一充满激情的判断把“人道”、“和平”、“自由”、“民主”、“公理”、“社会主义”和“Bolshevim”融为一体，多种思想影响都存在，却看不出何种影响更为重要。但是，从他对众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仍然可以看出，其观念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传统的大同理想。在批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时，他提出“凡是亚细亚的民族”都应该“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幸福”。（注：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选集》，第121页。）在1919年新年献词中，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去作工，那种种的悲情、贫穷、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3页。）在谈论国际联合问题时，他更断言：“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注：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选集》，第131页。）这些论断发表于五四运动前夕，此时的李大钊尽管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一定影响，但从既有的言论看，其理想本质上既不是民主主义的目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终极目的，而是超越种族、超越国界、天下一家、人类全体相互亲爱和平幸福的天下大同。这类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较之刚刚从外部传来不久的民主主义和俄国革命等思想显然更易为国人所理解与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中，经过舆论的集中渲染，很快形成了广大民众的公共意识。其时响彻云霄的“公理战胜强权”口号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及由此引发的广泛乐观情绪主要来源于此。《申报》、《晨报》等大报连篇报道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官民共庆胜利的空前盛况，造成了普天同庆的浓烈氛围。《申报》杂评对上海的庆祝做了如下解释：
    昨日以还，本埠庆典之盛，为前此所未有……盖此次之战为公理与暴力之战。其胜之也，非以武力克之也，实公理与人道诎之。所得者为民治主义之发扬，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远非寻常克敌奏凯可比。武力之战胜，其欢乐也胜者有之；公理与人道战胜，则凡有生之灵所同庆也。（注：庸：《三日间之大庆祝》，1918年10月22日《申报》，第3张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