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生活经验不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不仅是我的过去，而且也有我生活所在的社会向我传授的先人的过去。社会的内涵首先是人们在智力、道德、政治、技术以及游戏和欢乐等方面的习惯做法。那末，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见解，一种行为——要成为习惯，具有社会性，就必须让“时间流逝”，这样它就不再是某种自发的个人生活方式。习惯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凡是习惯都是旧有的，也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原意就是过去，对人而言，社会在缓慢前进。此外，一种新的习惯——新的“公众舆论”或“集体信仰”、新的道德、新的统治方式——的建立，社会在每个时刻成为怎样，都取决于以前怎样，这同人的生活是一样的。目前西方各国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之中认识到，已经不能再轻易地成为“自由的”、“民主的”、“君主统治的”、“封建的”，或是……“法老式”的国家了，这恰恰是因为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一些国家，或知道其他国家以前就是这样。在现今的政治舆论中，在今天的社会习俗中，大量旧有的东西仍在起着作用，因此这一切的现状仍同过去一样。（14）
    读者如要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采取某种态度，只要记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就行了。首先要对可能在实行的统治制度在脑中确立起某种形象，比如专权制度。把它看作是克服政治局势中某些困难的办法，这不无道理。可是，这总是人们最早采取的办法或办法之一，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事情是如此之明显，恰恰因为这早已成为既成事实，因为读者无需自己来加以创造。摆在那里的不仅是一个方案，而是实施过的经验。读者从亲身经历和得知的情况中知道，曾经有过专权君主制、独裁君主制、个人或集体专政制。并且也知道，所有这些专制统治虽然解除了某些困难，但解除不了所有的困难，而且还带来新的困难。所以读者就会不采用这种办法，并在脑子里构想另一种能避免专制统治的不妥之处的办法。这样，同样的情况又会发生，事情往复不已，直至人所共知的各种统治形式统统加以使用，因为这些统治形式都是过去有过的，都是人们有所了解的，都是实施过的。反来复去地考虑各种统治形式之后，谁都会心悦诚服地完全相信，只能够采用一种……崭新的过去从未有过的统治形式，需要创造它，创造一个新的国体，那怕仅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或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也无妨，要就是在周围寻找已经创造出（或能够创造出）此种统治形式的人。可见，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全部过去情况依然存在于我们现今的政治态度中，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政治作为中。过去之所以成为过去，并不因为这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而是我们目前状态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才成为我们现实状况的一部分。总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生活作为现实，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不能说在此时现有的事物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如果存在着一个过去，那末这种过去就象现今似的，正在当前对我们起着作用。如果我们对自己现在是什么作一番分析，如果把我们的现实的内容透着光线仔细察看，以便象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分解某一物体那样分解它的成分，那末我们会惊奇地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那种总是一个样的生活，包含着我们个人和我们集体迄今所代表的一切。如果在传统的意义上谈论存在，把目前的状况当作已经出现的存在，当作固定、静止、不变和既定的存在，那末我们必须说，人在存在，在“本性”方面务必具有的唯一内容就是人迄今为止所代表的东西。“过去”是用以说明人的实质的时间，它具有物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可是，如果人除了迄今为止所代表的东西外再也没有其他埃利亚学派所认定的存在的话，那末就是说，人的真正存在，人的现在的——不是迄今为止的——不同于过去的存在，恰恰就在于“是迄今为止所不是的东西”，是一种非埃利亚学派的存在。“存在”这个词不可抗拒地受到其传统静止的涵义的束缚，最好屏弃这个用词。人现在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而是正在“逐步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可是“逐步成为”这个概念是荒谬的，它预示着某种合乎情理的东西，而结果则完全不合情理。“逐步成为”之说就是我们正正经经所说的“生活着”。所以，我们不必说人是什么，而要说人活着。
    另外，对我们的生活，即现今的生活到底怎样进行分析，是一件要以奇特方式了解情况和理解问题的值得一做的工作。为了理解林多罗在埃尔米奥纳面前的行为或者是读者对公共问题的态度，为了探究我们的存在的原由，换言之，为了探究：我们为何象目前这样？我们干过些什么？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存在、形成概念的究竟是什么？仅是叙述而已，无非是讲出我以前是这位和那位妇女的情人，以前曾是基督徒；讲出本人得知的或从他人处听说的那位读者是专制政权、独裁政权、民主政权等等的维护者，总之，所进行的解释，即摆出理由，是一次叙述。同物理数学的纯理性相比，这里仅有叙事性的理性。必须讲出一段历史才能弄懂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同人有关的事情。这个人、这个国家现在做这件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前以另一种方式做过另一件事。面对历史理性，生活才变得有一点透明。
    最不同的存在方式都是通过人体现出的。崇尚理智分析的人感到无奈的是，在人的身上，存在就是单纯的发生和人身上发生的事，人可能“偶然成为”斯多葛派、基督徒、理性主义者、生机论者。人偶而能成为旧石器时代的女性和蓬巴杜候爵夫人，成为成吉思汗和格奥尔格，成为伯里克利和卓别林。人并不安于接受上述任何一种为人的方式，而是穿越并经历着这些方式，心安理得地象芝诺之箭（15）那样飞翔。
    人给自己创造了某种生活内容和某种静止的存在形态，以便有效地对付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困难。人把那种生活形态进行试验，并力图扮演他决定想充当的想象出的人物。人带着幻想搞这种试验，对此取得了深刻的体会。这就是说，人会进而坚信这样的人物就是他真正的存在。但是那种生活内容的不足和局限也出现在试验之中。人解决不了所有的困难，而且还另外造成新的困难。生活的形态最初显现出它光彩夺目的正面，于是人们产生幻想，感到兴奋，乐于承担任务。后来，生活的局限和背面也亮了相，人们就重新构想一种生活内容。但是第二种生活是依靠环境，而且也根据第一种生活才形成的。人们设法在新的打算中避免原有生活内容中的不妥善之处。因此，第一种生活依然在第二种生活中起着作用，保持它是为了避免它。人一定会避免以往有过的经历。提出第二次生活设想，取得第二次深入体会之后，会在第二次和第一次的基础之上产生一个第三次，如此反复不已。人是在“逐步造就自己”，也在“逐步否定自己”，这就是生活。人在逐步积累存在——这是指过去，又在取得一系列辩证的经验之中逐步把自己造就为一种存在。这种辩证法不是逻辑原理的辩证法，而恰恰就是历史辩证法——是Real-dialektik。在生活的概念上给了我们最多帮助的狄尔泰——以我之见，他是19世纪后50年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曾在他的作品中把这种辩证法当作理想。
    对逻辑辩证法早先轻而易举提出的见解不能容忍的这种辩证法有些什么内容呢？咳！这是一个要根据事实加以弄清的问题。必须弄清一系列有关的事实，它们的发展阶段，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史学的目的是进行此种调查研究，即把史学变为历史的理性，那末这种调查研究就是可以称作史学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