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无数信仰，要是这些人们赖以生活的信仰没有联系，那就会成为一大堆无法清理因而也是无法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会无法理解人的生活。
    与此相反，各种信仰是互有联系的，是有层次的，因而可以发现它们的秘密秩序，并可以理解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以及今天的和以前的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如若要对人类存在的现象——无论是一个人、一国人民或一个时代——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必须从掌握人的一整套信仰入手，为此目的，首先要注意人的根本信仰，即装载并实现所有其他信仰的那种决定性的信仰。
    那末，为了确定某一时刻的信仰的状况，除了同另一时刻或另外数个时刻进行比较外，别无他法。进行比较的内容越多，成果就越精确。这又是老生常谈，可是其长远的后果会在进行这一思考之后突然涌现。
    （二）
    要是把今天欧洲人的信仰状况同盛行于仅仅30年前的那种信仰状况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基本信念发生了变化，信仰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6世纪末开始了一个为时很久的周期， 其特点是人们凭籍对理性的信念生活，1900年前涌现出的一代人是这一周期中的最后一代人。这种对理性的信念含有什么内容呢？
    打开作为新时期标准守则的《方法论》一书，就可看到以下结束语：“几何学家们惯于用来完成最困难的证明题的那些都属简单和容易的长串思维，使我能够想象出，在人的认识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以同样方式互相连接的，只要注意不把任何假事当作真事，并始终保持凡事总起因于他事之中的次序，那末就不可能有任何遥远得永远捉摸不到的事物，也不会有任何隐蔽得无法发现的事物。”①
    这番话语是雄鸡报告理性主义来临的啼鸣，是开创我们称之为现代时期的这一完整的时期的晨号。许多人以为，当今的人们只是赶上了这一时期的最终奄奄一息的阶段，只是听到了天鹅的悲歌。
    至少不能否认，笛卡儿的精神状态同我们的精神状态甚至没有什么区别。笛卡儿的话说得多么之好，多么喜悦，对世界提出了何等有力的挑战，包含了多么藐视一切的朝气！你们都已听到了他的话，除了那些他出于礼貌而未予置理的神圣奥秘之外，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人向我们保证，世上不存在秘密，不存在人类会为之惊慌失措而无法对付的秘密。人到处受到世界的包围，人的生命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会在人的思想的最深处显露得透明无余。总之，人会知道有关一切的真谛。遇到情况复杂的问题时不要惊慌失措，情绪激动时思想不能糊涂。要是人能沉着自主地使用智力，尤其是如果能有条有理地使用智力的话，那末人将发现他的思想职能就是掌握分寸，就是理性。人有了理性，就能得到神奇的力量，用以分析并深刻理解事物，并使之昭然若揭，这种力量能阐明一切，能使最模糊不清的东西变成水晶。现实世界和思想世界——按思想世界的观点来解释——是两个互为呼应的存在体，每一个都有紧密的结构，都连续不断，并不含有突如其来的、孤立的和达不到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点不经中断不经跳跃到达所有其他各点，并观看到全局。所以运用理性，人就可以放心地沉到世界的深底，完全可以从最不熟悉的问题和最封闭的未知情况中探得真理的实质，就象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潜水者那样可以扎进海底，不一会就能口含价值连城的珍珠重新浮出水面。
    在笛卡儿进行思考的16世纪最后数年和17世纪最初几年，西方人认为世界具有某种合理的结构，也就是说，现实的结构同人的智力是一致的，同最纯真的人的智力形式——数学原理——能协调一致。因而数学原理才是一种奇妙的关键因素，它向人提供某种临驾于周围事物之上的在原则上是无限制的权力。这一研究得出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欧洲人并未建立这种信仰。16世纪，欧洲的人们对上帝失去了信仰，从表露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兴许完全丧失了这种信仰，兴许这种信仰对他们说来已失去了活力。神学家们卓有远见地把信仰分为有活力的（feviva）和无生气的（fe inerte）两种，这种区别很能说明当代的不少问题。概括说来，我可以提出这样的区别：靠信仰足以生活的，这就是有活力的信仰；信仰在生活中不起有效的作用，尽管没有抛弃信仰，尽管还生活在信仰之中，然而这是死亡了的、没有生气的信仰。这种信仰不起作用，可是我们整天驼在背上，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它死气沉沉地躺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并不靠那种信仰才生存，求生的激情和生活的方向并不自发地从这种信仰中产生。何以为证呢？我们不是老是忘记我们还有这种信仰吗？而有活力的信仰则是我们所信仰的事物长时期地起着极其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现象，神秘主义者称之为“上帝的作用”。有活力的爱也不同于那种缺乏生气随便拖着的爱，虽然爱的对象从未间断也从未隐没。爱情毋需集中精力去寻找，而是相反，爱情在亲密者眼前是很难摆脱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时无刻地想着爱，甚至也不是经常地想着爱，而是持久地“享受着爱”。）欧洲人目前是有这种区别的，我们将很快找到一个例子②。
    欧洲人在中世纪经历过启示的过程。要是没有这一经历，要是只凭自己的力量，欧洲人就会无法认识世界这一对他神秘的环境，无法认识生存的不幸和沉重。然而欧洲人却热切地相信，某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事物必然会自动揭示生活的全部本质。我们可以对这种信仰的变化作一番追踪调查，可以看到这种信仰在逐步衰退，几乎一代不如一代。有活力的信仰在失去势头，日趋无力，日趋停顿，直至15世纪中叶，由于种种原因——我现在不打算具体分析——，信仰虽然还未完全脱离人的灵魂，但已明显变成为一种失掉生气、不起作用的信仰。那时的人开始感到，得到启示还不足以说明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人在世界的大莽林面前不知所措，也无人引导，于是又一次失落在大莽林之中。所以，15和16世纪是两个极其乏味、人们感到惊惶不安的世纪。用今天的话可以说是发生危机的时期。一种新的信念，新的信仰，即对理性对“新学说”的信仰，把西方人解救出了危机。萎靡不振的人得到了新生。文艺复兴代表着一种要求，它摧促着一种以物理数学的原理为基础的新信念、一种人与世界间的新的中介得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