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信仰是我们生活总体之中最深层的根本性的层次。我们靠着信仰生活，因此我们并不经常想着信仰。我们考虑的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自己具有这一些或另一些思想。至于信仰，我们不仅具有，而且我们自身就体现了信仰。
    不妨把每个人的生活比作银行。人从金制的钱袋中支取而生活，而钱袋则不常见到，它存放在银行大楼地下室隐蔽保险箱的深部。出于最起码的谨慎，此人会不时地查看他那笔钱的开支状况，我们可以把信仰称作供以支取的基本款项。
    欧洲人近两个世纪来已把信仰理性当作传统，当今急切需要树立起对理性的信仰。可以说直到20年以前，人们信仰理性的状况在总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从20年前到现在却已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无数十分引人注意的事实——如要再一次举出，未免令人乏味——都证明了这一点。
    毋需指出，我在谈到人们历来信仰理性以及这种信仰目前的变化时，并不是指某一位或另一位具体的人。除了人们各自自行决定信仰什么之外，总会有一种集体的信仰。社会性的信仰可以同某个个人的信仰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无论我们之中每个个人持有何种信仰，最根本的事实是我们面临着一种现成的、集体造就的、具有社会作用的信仰，总之，这就是实际上的信仰状态。
    我所说的对科学的信仰，不是任何个人的观点，而相反，是一种集体的观点。既然是集体的或社会的观点，那就是一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现实，象自然风光中的山石一样地在个人之外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必须承认这种现实。我们的个人观点可以同社会的观点截然相反，但这一点也不能减少社会观点的现实性。集体观点的特性和本质就在于它的存在不取决于是否被某个个人所接受。从每个人的生命的角度看，大家共有的信仰似乎是具体的。现实情况可在集体信仰中感知，可是并不说明我或你是否承认它；而是相反，我们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现实就是现实，它迫使我们去加以认可。我把社会信仰的此种性质称之为有效性。人们都说一项有效期内的法律所以能起作用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它，而是在得不到我的支持时也照样能发挥作用。集体的信仰也一样，它的存在，它能对我起作用，以至它能压倒我，并不需要我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也抱有这种信仰。为了大家共同认识问题，我们把这种集体信仰的内含称作“社会信条”（“dogma social”）吧，这样，我们就能便于继续进行思考。
    要是我们遵循这些观点，把欧洲人1910年以前的境遇同目前情况作一比较，可以看到变化令人瞩目，这种出其不意的变化应该令我们深感惊恐才对。才经过20个年头，也就是说只经过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段落之后，事情居然弄得如此混乱：无论在欧洲何地，人们可以要求把相信科学和尊重科学当作人的最高价值来实施，而且要求一经提出就能自动奏效，社会机体也会顺从人们的指令作出高效、有力和随即的反应；现今，在有的国家里提出此种要求只能引起人们发笑，而在若干年以前，这些国家恰恰曾被当作先进的科学大国。在我看来，从目前我讲话时看来，任何国家的社会机体都不会因有人诉诸上述要求而发生动摇。
    （四）
    科学正受到威胁。我这么说并不是夸大，我的意思并非整个欧洲都已根本弃绝对科学的信仰，然而在当今时刻，欧洲的这一信仰已发生了从有活力到无生气的转化。这足以使科学蒙受危险，并使科学家也无法象以前那样继续生活，即不能再象以往那样在工作中任意遨游，以为社会环境仍在支持他、资助他和崇敬他。究竟是发生了些什么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呢？今天的科学以惊人的精确性知道许许多多关于遥远星辰上以及银河系发生的事情。科学理应为此骄傲，而且各种学术会议屡屡“孔雀开屏”，尽管这样做理由不很多。可是与此同时，科学却由社会有活力的信仰转为几乎不为社会整体所看重了。我想不能因为这一事实并非发生在天狼星上而发生在地球上，所以就不重要了。光是对天狼星起作用的科学不成其为科学，科学也要求能对人起作用。那末，关于这件如此急切如此与之休戚相关的事，科学和理性今天能说出些什么确切的看法呢？啊，什么也说不出。关于此事，科学没有任何清楚的认识。此事不是涉及面极大吗？这不是让人丢脸吗？问题是有关人的巨大变化，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讲不出任何确切看法。事情很大，所以一下就暴露出了问题的所以然。因为此事促使我们注意到，体现为现代人社会信仰的科学、理性，严格说来，仅是物理数学的科学以及紧紧依靠它、得益于它的威望但较之薄弱的生物科学。两者合称为自然科学或自然理性。
    自然科学或自然理性的目前情况有点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说人类的经常活动中有什么尚未失败的事，那就是自然科学，人们通常把大自然当作这门科学的领域。自然科学在这一领域非但没有遭受失败，而是超出了人们的希望，成功和进步的威力在历史上首次胜过了单纯的幻想。科学达到的目的甚至连不负责任的想象都未曾设想过。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以致人们一下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今天并未跪着把科学当作神奇之物对待。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已开始不理会科学了。人们并非否定也并不了解科学的奇妙威力、科学对大自然的胜利，可是同时却陷入了这样的看法：大自然仅仅就是人类生活的领域，对自然的光辉成就并不排斥在有关我们的存在这个整体问题上遭到失败。生活无时无刻无情地进行着比较，自然理性尽管有局部的光辉，但不能避免发生严重不足的后果。更有甚者，在我看来，完好的局部效益和有欠缺的整体效益这两种既定事实之间的不平衡为加剧世界不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而，人在自然理性面前处在一种类似莱布尼兹笔下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皇逊位后让人铸一枚钱币时的情绪，硬币上铸有皇冠图像和以下字样：“王位不需要我，也满足不了我。”
    自相矛盾的问题终于在这种特别简单的看法中得到解决。在自然科学中，没有失败的是自然科学；失败的倒是夸夸其谈和狂妄的吹嘘，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不合理和任意附加的东西，我在多年前就称此为“实验室里的恐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在反对我称之为科学乌托邦的东西。比如， 请打开我在1921年写成的《当代课题》一书之中“爱因斯坦理论的历史意义”一章。文中称：
    科学的唯一乐趣在于获得对事物的正确了解，然而人们不了解科学是可以靠幻想来维持的。多年前，我看过哲学家勒布的一篇论述屈曲运动的报告。屈曲运动是人们力图用来描述和阐明各种纤毛虫的基本运动规律的概念。这个概念经过修正和补充，大体上可以用来理解某些现象。可是勒布在报告的结尾作了一个补充：“我们今天称作人类的道德活动（actos morales）的东西，总有一天可简单地解释为屈曲运动。”这一大胆的论断使我大为震惊，因为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见识了其他许多犯了同样错误——虽然不是如此令人一目了然地——的对现代科学的看法。我当时考虑，象屈曲运动这样一个仅仅能解释纤毛虫跳动这种如此简单的现象的概念，在将来某个时候居然足以能说明人类的道德活动这样神秘复杂的事物，这有何意义呢？科学要解决它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遥遥无期地等待。如果目前的方法还不足以掌握今天未知的世界上的事情，那末最好另外采用更有效的方法。但是现有的科学处处是问题，而且由于方法不适而未予触动。好象是问题从属于方法，而不是方法从属于问题！科学上充满了历史空想，充满了实现无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