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四，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经济是一切动力的动力的同时，承认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恩格斯赞扬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说：亲眼看到这种灾难是极端卑劣的贪欲驱使的，使人感到悲伤。但是如果不经过这样彻底的破坏，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也是问题。然而在历史上，正是这种残暴的开疆拓土的活动，加强了各地区各国家的联系，刺激了生产的发展，使人类文明获得了进步。黎澍引证这些论点，旨在说明恶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37-38页）
    问题之五，关于英雄、人民和奴隶的问题：
    1987年12月，黎澍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目前在讨论中出入很大的概念，首先有英雄和人民，附带涉及的还有奴隶。因此，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说明：英雄有高踞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人民之中，他们之为英雄，久为历史所公认。英雄有来自下层人民的，如“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他们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很快就同所从出身的人民告别了。也有为人民办实事的英雄，如包公、海瑞等。英雄同人民并不处于绝然对立的地位，奴隶中可以出英雄，英雄失败了也可以沦为奴隶，不能把英雄和奴隶完全对立起来。历史上除了英雄和奴隶以外，还有别的阶级和阶层的人，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历史或者不参加历史的创造吗？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克思总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所提的“人们”一词，包括各民族、各国家、各阶级的人在内。至于“人们即人民群众”这种说法，只在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此一语，不足以证明列宁所说的“人们”均指人民群众。即使如此，人民群众也只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非创造一切历史。（《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47-50页）
    问题之六，黎澍强调的基础观点：
    王学典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把黎澍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黎澍认为王学典的看法错了，他的基础观点曾经反复强调说，只能是马克思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黎澍由此得到的理解是：“所有的人都在制造（创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都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黎的这些话是针对《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而发的，由于该节强调了历史的一面，黎就替它补上了另一面。
    有的批评者提出，“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各个时刻……确有那么些反动派、绊脚石、寄生虫、吸血鬼，阻碍着历史前进。如果把这些腐朽的、反动的历史活动，也冠以‘创造’的美名，岂不是对‘创造者’一词的玷污与亵渎？如果把这些所谓的‘创造者’与人群众一视同仁、平起平坐，那么历史还有没有是非之分？还有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之别”？关于这种批评，黎澍已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中作了回答，他说：恩格斯曾经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也可参考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伦理史观”的批评意见。黎澍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有的论者对于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于逻辑推理的错误，不以为然。黎澍认为任何思想首先要合逻辑，人们才能承认为一种合理的思想。不合逻辑，又强要他人相信其有理，那就是强词夺理，断然不足以服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