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封建残余势力，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黎澍认为必须长期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还必须在各方面建立稳定的秩序，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
    （九）大反教主义
    黎澍在1977年至1979年狠批封建主义之后，就把批评的重点转到大反教条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他在1979年写了三篇，1981年和1983年写了两篇，1986年写了两篇，1988年写了四篇。在这11篇论著中，他从六个方面抨击了教条主义。
    （1）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问题：
    黎澍在《通向“文化革命”之路》中说：教条主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是从第三国际那里来的。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要把王明整下去而不开罪第三国际，就得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后，赫鲁晓夫想强迫中国就范，中国人不买帐，于是就反修。修在哪里？赫鲁晓夫不过把斯大林的体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我们就反，其实，人家已经够教条啦。1960年、1962年、1964年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点的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更僵得拐不过弯来的，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感到坐立不安。（《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37-139）
    （2）关于简单化绝对化问题：
    黎澍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倾向。后来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又把它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哲学只能讲矛盾的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合二而一；只能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能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能讲缩小差别的消灭差别，不能讲差别的存在；只能讲政治挂帅，不能讲经济规律；只见人，不见物。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只能讲儒家保守，法家进步；儒家反人民，法家爱人民；儒家是投降派，法家是爱国派；儒家搞唯心主义，法家搞唯物主义。文艺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典型的阶级性，不能讲典型的个性；只能强调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不能讲作家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文艺只承认八个样板戏，社会科学只承认梁效、罗思鼎两家。总之，他们要在毛泽东一再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里展开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切为他们所反对的人和事，都是他们全面专政的对象。（《再思集》108，111页）
    （3）关于阶级观点的唯心主义问题：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使得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越来越简单化、绝对化。到了“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它完全变质为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在历史学领域散布的一切谬论，都是以这种历史唯心主义为依据的。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好的，进步的，革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就是很高的，没有以任何方式从剥削阶级那里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因而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无非是剥削阶级的罪恶史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讨伐史。并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谴责这种罪恶和歌颂这种讨伐。这种阶级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是这种观点，对于林彪、“四人帮”是很有用处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弄得越空洞，越僵硬，越少科学性，就越有利于他们移花接木，偷换其封建专制主义的货色，“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同十七年对着干”！（《再思集》109、111、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