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一个标准的秤砣”
    黎澍的早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拓新闻出版事业，素以善于利用传统和勇于反抗传统而闻名于同行之间。黎澍的中期，是在教条主义日益发展的束缚下工作，间常以沉默来抵制教条主义的影响。黎澍的晚期，是位敢于创新，敢于说真话的史学革新先行者。1979年他有句名言：“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了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据《再思集》119页）。他的后半生为此而奋战了十年。他的不少史学论著均以独特的风格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但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当然更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他不唯上，不唯书，不附和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他认为学术问题不能以“一言”代“群言”，不能以“一尊”压“百家”。1979年春，他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学术民主”问题作了卓有见地的阐述。他说：“学术问题绝对不允许搞集中制，有了争论，只能平等讨论，不能服从多数，不能服从个人，不能服从权威，不能服从定论。”（《再思集》82页）黎澍对人对己都用一个砝码去衡量。他在《未完的回忆》中指出：“反右派成了制约百家争鸣的砝码……反到鸦雀无声，又说还要百家争鸣，如何适得其平？手执砝码的人都想加码。稍一加码，又使百家为之钳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黎澍对于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却是勇于承认错误和修正错误的。他在《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就这样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故谓之‘再思’云……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这是黎澍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他在《黎澍自选集》序言中说，“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革’结束以后”。1988年他在《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中说：“违抗流俗，独具创见，揭露历史真象，总结历史教训，这需要胆识和气魄，需要历史学家的史德、史才、史识”。这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黎澍一身正气，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他既不以权谋私，也不以学干禄，热心世务，而又淡泊自守，成为他的独特风格。唐振常在《痛定思黎澍》中，描述了黎澍早年在成都主编《华西晚报》时的风度：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言忧愁地生活，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充分的乐观精神和高昂的斗争意志。日常不多言，往往是一句两句使你与他共通。每当几个比他年轻的同事有些苦闷或烦恼时，他总是习惯地两手直放，双肩微耸，头偏右摆，问道：“怎么啦？喝酒去”。小饭馆一坐，三杯下肚，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话不会使人哈哈大笑，却常寓机智于幽默之中。（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50年代黎澍在新华总社、新闻总署和中宣部工作期间，由于解放前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而产生的一种老百姓意识变不过来，日常只有是非观念，对上级不自觉其为下级，对下级不自觉其为上级，如此没上没下，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因为极力保护了遭到错误批判的青年同事，被称为“党内民主人士”。（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65页）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8天，谢富治、戚本禹找田家英谈话，田回到住地就寻了短见。这一噩耗传到黎澍耳里时，黎早已被“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打翻在地。当时有不少人打听黎澍是否也已经引颈上吊了？可是黎的思想情绪恰好相反，他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后来他果然看到了这种连台好戏。（据《田家英的悲剧》，原刊于《随笔》）1978年黎在上海见到了唐振常，谈起“文革”中的外调情况时，黎说：“算来算去，应该向我外调的人都来了，就是没有你，以为你凶多吉少。”唐说：“当时我倒是想到过死的，但一念之间，忽然冒出了个念头，只是不堪儿女心，从此念绝”。黎即正色道：“为什么要死？白便宜了那帮人”。（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这时黎澍的政治义愤吹响了时代的战斗号角，昼夜赶写文章，狠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猖狂一时的大量罪行。但在两个“凡是”未被推倒前，这个不能批，那个不能写，他为了冲破教条主义的禁区，多次亲身闯公堂。1983年初，丁守和去看黎澍，问他在干些什么？黎曾气愤地说：“天天上午开会，连着开了五天，谈着谈着，冲我来了，我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们一通。”过了几天，黎就病倒住院了。（据丁守和的《回忆黎澍二、三事》原载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2期）1987年的小道消息传说黎澍出了什么问题，唐振常即写信问黎黎究竟如何？黎回信说：“照说应在数内，其实不在数内。即使在数内，也是第三梯队了”。其时，黎的《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北京不能刑出，后投稿于《文汇报》，上海也压了颇久，他曾写信给唐振常说：“他们退回来也就算了”。（《文汇报》直到1987年12月15日才发表此文。）尽管遭际种种不平，黎澍一颗探索真理的心未尝稍息。他在1988年又写了四篇文章，继续大批教条主义，真是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988年12月2日，丁伟志听到黎澍病重住院的消息，匆匆赶到协和医院去看黎。在半小时的谈话中，黎曾非常清醒地重复一句话：“我是一个标准的秤砣”。联系到他当时所谈的事，以及他一生的为人，丁伟志认为黎澍大概是在说：“自己的一生，言行处世，一本致公，是是非非，概无偏私，像个秤砣一样。（据丁伟志的《要为真理而斗争》，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黎澍夫人徐滨在《尊重黎澍的意愿》中诉说了黎澍生前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盒不进八宝山，不到那里去排座次，“那里的人并不都喜欢我，我也并不都喜欢他们，何必挤到一起去呢？”这话里不知道包含着多少辛酸史。就在“一二·九”运动53周年纪念那天，一代学者终于告别了他未走完的路。
    李锐在哭黎澍的《最后一天的书案》中，记述了黎澍死于书案前的原因。早在1983年黎澍因受到不应有的批评刺激，导致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这次发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全身动脉早已硬化，血压早已升高，他仍不以为意，继续持久伏案赶写三篇文章，一篇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一篇是《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始》，一篇是《论全盘西化》。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其中有“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又说：“利用传统，往往可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它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黎澍把捕捉到的这些闪光的思想记在纸片上，准备插入正在写作的史论中去，使对历史的探索和对现实的观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启示，有机地联系起来，力求有助于人们对现实的改革开放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反映了他写作史论的特点之一。他为了探索真理而猝战死于书案前，活着的人们应该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思路呢？作者为此写一幅悼念老友的挽联：|既反封建，又批教条，勇于实践，才与命搏！|甘当秤砣，挑战传统，宏愿未偿，遗篇谁续？
    这就是黎澍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