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在劳动改造后期，近代史研究所派人到上海外调。来人同唐振常谈话时，口气并不那么凶神恶煞，颇露温和地对唐说：“我们承认黎澍为党做了些工作。”对于唐所写的证明材料，只是轻淡地说了一句：“怎么都是好的？”唐笑：“事实如此。”（据唐振常的《痛定思黎澍》）1974年12月，恢复了《历史研究》杂志，归属教育部。周荣鑫上任后，认为这个杂志应该由学部接管，75年10月黎澍作为负责人接管了《历史研究》任主编。
    “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经怀疑，马上打倒。而一经打倒，就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据说这叫专政，否则算不得革命。”经过十年浩劫，“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过的噩梦中醒来。”（据《早岁》1页）定睛一看，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之士死于非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也丧身于“四人帮”手下，这使黎澍感到十分悲愤。湖南造反派跑到北京找黎澍“外调”，诬蔑《开明日报》为“反动报纸”。黎澍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种看法完全违反事实，是非常荒谬的，马上为文证明《开明日报》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何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编辑部成员是些什么人，刘岳厚被国民党停止党籍的经过等等。当时南京的外调人员要黎澍写篇关于《观察日报》政治背景的材料，证明曾在《观察日报》工作过的邓克生、冯秀藻等八个人的历史情况。黎澍认为，“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梦境中，居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连举世共知的事实，都可以从中推演出种种似乎难以解释的疑问。”（据《早岁》1页）为了消除外调人员的疑问，他就把《观察日报》成为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的经过，以及八个成员的政治态度和工作表现逐一列举出来，澄清了这段历史。对于主编过《经济学讲座》专栏的邓克生，后来他专门写了《怀邓克生同志》一文，指出邓曾在长沙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出钱帮助地下党创办《湘流》三日刊、《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半月刊以及《观察日报》，并曾拿出5000元资助中共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到邵阳，以致他家的“以大纸庄”竟因此而消失了。可是在“文革”中的唯成份论，成了知人论世的唯一标准，竟对如此长期尽瘁革命事业的地下党人横加污蔑，未免令人叹惋。打倒“四人帮”后，黎澍奔赴呼号，极力为翦伯赞、吴晗等平反。发表为吴晗平反的文章时，黎澍对丁守和谈了一段轶事：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听到毛主席说：“我们也需要海瑞那样敢言的人”而写的，像他这样算是紧跟的人也不能容他，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剧。
    （八）狠批封建主义
        “四人帮”垮台了，黎澍站起来了。他对“四人帮”的革命义愤，像火山一样爆发。1977年写了三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及《光明日报》上；又于1979年写了两篇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这五篇力作，从各个方面揭批林彪、“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封建专制主义的罪行，成为70年代史学界的最强音。
    （1）揭批江青的胡说八道：
    江青自称发现了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从春秋战国一直贯串到现在，长期都伴随着儒法斗争。她说，“历史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黎澍指出，江青这种定义之为胡说八道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儒家和法家。先秦法家是研究刑名法术的学派，儒家是以诵习礼乐为职业的文学之士。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老百姓，而儒家则是以伪善来欺骗老百姓。大法家李斯起自基层，并不是受压的；大法家韩非出身贵族，并非起自基层；大法家秦始皇更是出身高贵，从来没有下过基层，当然谈不到受压。儒法斗争在先秦存在过，当时是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汉武帝独尊儒术，并不与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二者同为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确有尊法思想的王安石，竟自称是孔孟的忠实信徒。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文学侍从梁效、罗思鼎所说的：“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也是胡说八道。（《“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再思集》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