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中国近代史主流问题的创新：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对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完全给予肯定。黎澍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的，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这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没有完成建立民主政治和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也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才比较接近事实。（据《再思集》128页）
    （4）关于“西学为体”问题的创新：
    1980年11月，黎澍在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遭到强烈反对，误以为黎澍主张“全盘西化”而难以接受。后来他经过反复思索和观察，依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遂于1986年7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这篇发言稿。稿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传统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马克思主义是西学，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西学为体。如果以中学为体，那就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学习四书五经，那就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中国人将被欧化”。按照恩格斯列举的“欧化”，无非是“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共产党宣言》中所谓“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就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强大了现代生产力，远胜于东方的农业民族，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向他们学习，争取进步，抛弃落后，使自己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如何为体？如何为用？黎澍认为，体指内容，用指形式，这与毛泽东所谓“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过内容和形式不是对立的，而且在各个不同领域中，中西文化结合的形式不一样。文学艺术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取其形式，内容是民族的，或者基本上是民族的。而科学技术的内容，即具形式于其本身，很难认为有民族形式的不同。只有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往往中西互异乃至相反。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也是会变的。
    （5）关于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问题的创新：
    《人民日报》在1988年5月6日，发表了黎澍的《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其中说，对立面的斗争，可否理解为“一分为二”？对立面的统一，可否理解为“合二而一”？黎澍认为“都与原义不符”，都是“翻译未定”。对立面都是两个相反的面，并不是二；二可以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矛盾；也可以是两个相同的东西，并不矛盾。《庄子》所谓“一尺之笙箠，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常被用来说明“一分为二”和“无限可分”。但是这种“分”和“合”，始终是外力造成的，不是内部变化的结果。不论如何分，这一半和那一半总是箠，不是对立面。这也说明我们的理论观点有认真清理的必要。
    （6）关于“造反有理”问题的创新：
    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中又说，我们曾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以概括为“造反有理”，其实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在历史上，“造反”可以变更私有者，便穷人变成富人，但不能改变私有制。可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有失原意。“造反”一词的习惯用法，只是表现一种直觉的对抗情绪，加上“有理”二字，容易使一些人受骗上当，很易为野心家所利用。现在除了翻译和理解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清理苏联理论思想影响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经过苏联教科书的改编，一方面程式化了，另一方面也僵化了，有的甚至还走了样，唯物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等概念，黎澍认为，都有与从前涵义不同的译法和看法，也须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