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历史的新起点
    黎澍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期间，曾在《华商报》兼任编辑。《华商报》归中共香港分社报纸工作委员会领导，总经理是民盟负责人萨空了，总编辑是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社论委员先后有章汉夫、乔冠华、许涤新、张铁生、廖沫沙、高天等，专论作者有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沈志远、马叙伦、陈此生等，各界人才济济，堪称藏龙卧虎之馆。香港工商界屈从于国民党的威胁，不敢在《华商报》刊登广告，以致报社经济困难，有些负责人只好不领工资，黎澍也是在那里尽义务。夏衍每晚到报社工作几小时，报社没有任何酬劳，全靠稿费维持生活。当时港英当局比较开放，不搞新闻检查制度，《华商报》得以经常为国内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行动而鼓与吹。
    这时，黎澍为了迎接胜利解放的明天，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黎澍曾对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友唐振常说：“去研究社会学吧，现在动手还来得及。”以后他又对唐不只一次谈到新闻记者的归宿问题，认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最后会归于空虚，只能做一个新闻事业的管理者（据唐振常《痛定思黎澍》，原载于《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根据这种思想认识，黎澍从1947年秋起，就着手研究辛亥革命问题，并天1948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历史著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解放后，经过反复修改，改书名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被史学家誉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典范之作。
    1949年4月，黎澍离开香港到达刚刚解放三个月的北平，见到了《国新社》老友范长江。长江热情地拍着黎的肩膀叫道：“你这个脑袋算是保住了！”可是不多一会儿长江就冷下来了，双眼盯着黎问：“你以为我找你来，准备叫你干什么？”黎即回答道：“做个编辑罢。”长江接口说：“差不多。”后来果然被安排在新华总社国内新闻部当编辑，每天选稿改稿。不久，胡乔木发现黎只当个编辑，认为安排不当，要他担任资料室主任。1949年10月，新闻总署成立，署长胡乔木安排黎为研究室主任。1950年5月，中宣部调黎担任秘书室主任、后任报刊处长、出版处长，作了个主管新闻出版业务的事务官，后被称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黎澍在中宣部任职五年，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把的毛的著作读得很熟，认真做过研究，用个人的名义写过论文。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大量承受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产，尤以斯大林的遗产为多。毛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时说：“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黎澍认为这话全属实情。毛是个活着的人，他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谁也无从捉摸。至于平时并不接近他的人，更不用说了。何况毛向来都很尊重中国古代的法家学派，使人莫测高深。他的一个最使人捉摸不定的思想，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据《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166页至168页）
    1954年秋，张生力从长沙出差到北京，《学习》杂志经理马午陪同张一道去看望黎澍。当时他在中宣部担任党史资料室主任。张说：“这个工作是养老的差事，英雄无用武之地”。黎却不以为然，并称“乐得其所”。他拿出刚改写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原稿对张说：“这是我历史的新起点，我从1947年秋在香港时起，就把主要注意力转到近代史方面来了。我现在是处于过渡时期，可以说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大跃进期间，张生力又出差到北京，在沙滩红楼对面的楼房里见到了黎澍，张谈了湖南各地乱砍森林、大炼钢铁的情况，黎叹口气说：“福兮祸所伏，违反客观规律，会遭到历史的惩罚的！”张谈了湖南反右派的情况，听说有位小学老师只说了句：“现在的腊肉没有解放前好吃了”。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今不如昔”。黎澍听了，气愤地说：“去年全国反右派，反了40多万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我就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右派分子！1955年反胡风集团，牵涉到2100多人，并把76人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我就不相信文艺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这年冬，他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响山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又被下放到长沙县黄花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因挂名为县委副书记，劳动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