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揭批“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黧澍在《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说：江青认为儒法斗争，前期有儒，后期有儒，现代中国还有最大的儒。“四人帮”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不是批林彪，不是批孔夫子，而是批现在的儒，特别是批现“最大的儒”。这是因为1972年党中央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其中一部分人恢复了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准备恢复工作。他们认为重新起用老干部就是“举逸民”，就是“复辟”。并把周恩来总理看做是所谓“保守势力”（即党的老干部）的后台和代表，发表了大量批“宰相”（周总理）的文章。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吐露了杀机：“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了韩信。”江青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大权在手，她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他们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康熙、乾隆皇帝，“四人帮”把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给戴上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说成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是“现在的儒”，要统统打倒。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明朝“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杀人之多超过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四人帮”的文学侍从罗思鼎却大呼“痛快”。（《再思集》6-7页）。这就是“四人帮”及其文学侍从们大搞儒法斗争史的骗局。
    （3）揭批“四人帮”尊法的假马克思主义
    “四人帮”用来批孔的思想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地主阶级的法家学说。认为法家不但是反封建的力量，而且反得比资产阶级更坚决。“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指出，按照这种胡说八道，法家思想并不属于“反动的观念”，到今天仍然是革命思潮，这算得是马克思主义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利用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经验而得到有效的巩固，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大大宣传了一阵子，流毒至为深远。（《再思集》13-16页）
    （4）揭穿“四人帮”反儒仁政的谜底：
    “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认为仁政是孔孟之道，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一概加以攻击。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说，他们这一伙既不懂历史，也不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在1953年就曾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无产阶级的仁政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怎么能够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攻击呢？他们真是要搞民主政治吗？完全是骗局。他们攻击仁政的罪名是：“打着行仁政和关心群众福利的旗号，极力宣扬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用私有观念腐蚀群众，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培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墙脚”。人们一看便知，这种借古讽今之论，是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揭穿他们攻击仁政的谜底，主要是两条罪名：一条是搞“民主政治”，一条是“关心群众福利”。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再思集》17-21页）
    （5）揭穿“四人帮”反对“爬行主义”的实质：
    黎澍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又指出：什么叫“爬行主义”，完全是“四人帮”的捏造。它同毛泽东反对的爬行，完全是两回事。毛泽东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贯要求高速度，反对爬行。而“四人帮”的发言人用最恶毒的流氓逻辑，攻击“样样靠引进”的所谓“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其顽固反动与清末顽固派把坐过轮船的和当过翻译的人一概叫做“汉奸”，是完全相同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积极拥护者，反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同外国进行贸易，力图使中国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去。这些冒充“爱国”的新闭关主义者是地道的假左派真右派，是最愚蠢最顽固的反动派。（《再思集》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