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乐于扶青的大师
    创新和扶青，是《历史研究》杂志的两大特色，要作到这两点，需要有远识卓见和慧眼，还需要有推进史学繁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黎澍主编《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杂志期间，不仅发表了一批创新的论著，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60年代初，他到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曾从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挑选30来名优秀青年，为中国近代史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并通过发表文章，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颁发青年优秀论文奖等形式，推荐了一批优秀青年作者给有关单位。北京大学一个只有17岁的学生沈元，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后来摘掉了帽子，在北京街道办事处工作。1962年夏，科学院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这个22岁的沈元推荐给黎澍时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学”。黎澍就把他安排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62年的《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当即有人批评《历史研究》不应该发表“摘帽右派”的文章，黎澍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人直接向学部领导提出批评，黎澍又不以为然。1963年《历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了沈元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引起了更大的风波。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给黎澍打电话：“有人联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说是重用了右派，让右派出名，鼓励白专道路”。这使黎澍受到了压力。（据丁守和的《关于〈历史研究〉的若干回忆》，原载《历史研究四十年》）1964年3月12日，黎澍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题为《让青春放出光辉》。文中从科学家伽利略25岁以物理学和数学的新成就闻名于世，到毛泽东26岁主编闻名一时的《湘江评论》，列举了古今中外在青年时代就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共32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都包括在内。指出“青年是一切时代的最生动的力量”，这些人物之所以杰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天才，而是在于他们都有“远大的志气和正确的世界观，能够摆脱庸俗和琐屑的个人欲念的纠缠”。就是这样一篇充满激情而又稳妥平实的文章，竟然也触犯了当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禁忌，受到某“权威人士”的严厉批评，指责为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据李侃的《略谈黎澍史学思想的特色》，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事后，黎澍私下对人说：这篇文章隐含的主旨是政治运动太多了，一次运动不仅搞掉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而且还耗费一大批青年的才华，使他们忙于政治运动，而无时间钻研学问，那怎么能出人才呢。（据陈文桂的《黎澍》，原载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311页）1963年夏秋之间，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谢本书，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因为编了一本讲稿受到黎澍的赏识。该校方国瑜教授到北京开会时见到黎澍，黎即询问谢的情况，方说谢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是有培养前途的共产党员。黎即表示，这个青年我要把他借来，协助我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谢在北京工作期间，黎曾极力予以帮助。当时关锋、戚本禹以史学界“霸主”自居，引起老一辈史学家的不满。谢就写一篇论学风的短文，批评史学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并经翦伯赞亲自修改了。发表前，谢将此文征求黎的意见，黎沉思了很久后说：“此文不错，但是现在不能，一发表，可能会引起风波，还会追到翦老的头上”。这篇稿子于是就压了下来。不久，“文革”开始，报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和黎澍，谢本书被指责为“黎澍的修正主义苗子”。1972年夏，黎刚获得“解放”，又关心起青年人来了。他写信给云南大学，要求把谢本书和郑绍钦借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俄关系史”课题组的工作。谢去拜访黎时，他仍然象过去一样热情，但是谈话却比过去少了，也不愿意多谈“文革”中的遭遇。（据谢本书的《忆恩师黎澍》，原载于湖南《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33期）傅白芦在《沉痛悼念黎澍同志》一文中，回忆了一段往事：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筹办时，“好几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幸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颇为引为注目。心有余悸的人们不免替他担心。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广揽人才，早为某些人所忌刻，并且成为长期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因之一。但他并不吸取这些‘教训’，还是处之泰然，坚定不移地落实党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还嫌迟了”。（原载于1988年12月24日《长沙晚报》）这是黎澍广揽人才的一贯作风。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中说：初生之犊，往往不免于幼稚，但他们有一个为许多前辈所不及的特征，就是勇于探索。他们要求研究那些未经前人研究过的问题，敢于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见解。“他们的探索精神，表明了我们民族青春长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老一辈的人在思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珍惜青年的这种积极性，鼓励他们研究问题，追求真理……同时要认真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尽快地成熟起来”。（据《再思集》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