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勇于创新的学者
    “独立思考”，是黎澍研究历史问题的座右铭。他常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成为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记者黄春生的对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过去我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多是教条主义的内容，很多是误解，甚至歪曲……要甄别出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遭到还未认出、或不承认的人们的反对。但是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黎澍除了对历史的创造者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敢于创新以外，还对下列六个问题进行了创新的探索。
    （1）关于暴力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的创新：
    有记者问：“以往人们认为暴力革命推动了社会发展，您是怎么看的？”黎澍说，暴力革命的作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非暴力革命具有暴力革命所不曾有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马克思只是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不能放弃武装斗争，一旦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暴力革命便失去了它在旧的生产关系中的作用。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就会激发象“文革”中的打、砸、抡、抄等暴乱行为。（以上据黄春生《访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原载于198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黎澍在1988年给《群言》杂志第6期写的《彻底之底》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实际上过分迷信暴力，认为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旧社会改造过来。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中批判“四人帮”文学侍从的言论时指出：戚本禹在《评〈清宫秘史〉》一文里，把义和团捧上了天，认为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这个简单的公式，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
    （2）关于改良运动问题的创新：
    关于这个问题，黎澍在《一九七九的中国历史》中作了说明。他认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不管它多么不彻底，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启蒙运动的作用。过去总是斥之为改良运动，应予拨乱反正。黎澍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过去把在反动政权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等工作的人，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批评他们对反动政权存有幻想，对他们作的工作一笔抹煞。现在批评显然缺少分析。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因为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政府，都把恢复和发扬中国封建文化，当作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根本，而对科学和民主则采取排斥的态度。至于这些知识分子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作的创造发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则在革命胜利后成了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把他们在解放前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走改良主义道路，那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缺乏分析和了解。（据《再思集》95至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