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绐(魏)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杨仪)，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16](P1003)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16](P1284)
    岭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无武干，推心抚御，甚得民和。[40](P301)
    臣以不才，属当戎寄，内省文吏，不以军谋自许，指临汉中，惟规保疆守界。[19](P1441)
    隋唐文吏一词主要承袭了这一涵义，并与不达朝仪、不知大臣体例的武臣、武将等形成鲜明对比，强调的也是两个群体特征的不同。
    上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18](P1182)
    二年，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21](P2636)
    且萧造文吏，本无武略，仰惧威灵，理当自下。[21](P2323)
    从上述史料可见，文吏与武臣相区别，常被描述成无武略、不乐军旅以及不娴武事等。此外，隋唐文吏也用以指通习文法的官员，但此义已不太普遍。
    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至于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18](P1286)
    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18](P1278)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知觉也。[21](P4942)
    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21](P3313)
    从“深刻为法”、“薄于儒术”的描述，以及邓景山以文吏见称则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这类司法之官的记载，可知“文吏”一词仍用来指精通法律文书的一批文人，与精研儒家著作的文人相区别。此外，唐代文吏还用以泛指全体文官，如“(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阶品”。[21](P1819)上文考察军将一词涵义的演变时，我们也已指出，唐代还将现任文官泛称为“吏”。
    概言之，“文吏”一词在汉代主要与儒生相区别，指通晓文书法律的官僚群体，同时也与武吏相区别，指地方吏员群体中处理文书和逐捕盗贼的分工。汉代后文吏已很少与武吏对称，文吏一方面依旧以精通文书法律的特征与儒生群体相区别，另一方面以不娴武事的面貌出现，与武人官僚群体相区别。
    关于武吏含义的变化，黎虎的研究指出，汉魏时期的“武吏”是行政系统中与“文吏”相对而言的吏员，他们是“吏”而非“兵”。西晋时代替州郡兵设置的武吏，带有地方武装性质。因此两晋南朝前期，既有行政系统的“武吏”，又有军事系统的“武吏”，后者属于“兵”而非“吏”；南朝后期所置“武吏”则是“吏”而非“兵”。[23]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地方长官多带将军号，因此地方机构多有两套属官。武吏应该仍属行政系统，上文所论之军吏则属军事系统。北朝隋唐有关武吏的记载很少，《旧唐书》有称中郎将常何为武吏：“(马周)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经学，周乃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21](P2612)则此武吏可以说与武官一词所指相似，与汉魏南朝的含义大相径庭。
    二、与文武人群相关的若干概念
    1.先秦文武人群之渐分及称呼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前，人群不存在文武的区分，因为当时的贵族文武兼习，平时统驭平民，战时执戈从征。春秋战国后，贵族制日渐衰落，官僚制逐渐兴起，知识文化不再被垄断在贵族与官府手中，平民能够学习掌握知识的同时，文武兼修的贵族教育也日渐没落。因此侧重于知识、能力的获得，倾向于内心修养的文士随之产生，而具有慷慨赴死精神的好武之人也自成一集团，顾颉刚将两者的区分概括为“文者谓儒，武者谓侠”。[41](P87-88)钱穆也对“侠”进行了仔细的辨析，认为原以养私剑者为侠，遂以见养者称侠；既以藏匿亡命者为侠，遂以见藏匿者称侠。即侠经历了由卿相侠向布衣闾巷之侠的转变。他还指出侠非特指墨徒，而是自为一集团，与尚文之诸子百家有别。儒墨非文士武士之分者。[42](P130-135)可见，春秋战国时侠是作为一尚武的集团与尚文之百家相区别的。西汉统一后，这一集团因不驯难制而屡遭杀戮，东汉后则逐渐无闻。[41](P90-91)
    先秦之侠或称侠士，除此之外，原本指称低级贵族的“士”一词在战国时期大量涌现，所指十分丰富。刘泽华将战国时期的士分为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及其他几种类型。[43](P2-14)根据书中所列举的“士”之称呼，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即有些士是依据人的能力或特征进行分类，有些士则是依据所做之事进行分类。前者如侠士，因其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的特点；力士因其力气大而勇悍；善士因其品行高尚；文学之士因其谙熟文献典籍；法士因其崇尚礼、法；辩士因其能言善道等。后者如武士，指国家军队中的士卒；厮养士指砍柴养马从事杂务之士；车士指以力挽车之人；技艺之士，指有专门技能的手工业者；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人；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人。如果从人群的文武特征来说，善士、文学之士、法士、辩士可视作文人，他们或有德行，或有知识智能，或能言善辩；侠士、力士、勇士可视为武人，他们或见义勇为，或力大而勇悍。此时“武士”多是对士卒的称呼，并不是对人勇武特征的强调。此外，还有国士一称，原指本国之士，后渐以为美称。先秦作为美称的国士，有时指称勇力过人者，有时指战士，有时谓勇敢不怕死者。[43](P12)可见当时国士主要强调其“武”之特性。该词最晚到三国时期已经与武将相区别，转而更多强调其文之特征。“(吕蒙)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16](P1281)凌统“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又从破皖，为荡寇中郎将，领沛相。从征合肥，为右部督”。[16](P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