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有官吏个人行为，也有地方政府行为，更有朝廷行为。朝廷行为表现在制度方面。例如南宋朝廷新增的版帐钱即是：“版帐钱者，自渡江军兴后诸邑皆有，惟浙中尤甚，率皆无名，凿空取办。”(136)朝廷只管收税，如何增收听任地方，只要结果，不问手段。如此，“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绍兴二年(1132)，为了供给韩世忠的部队，新增月桩钱，“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137)。明知非法，也无可奈何。朱熹也说：“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138)朱熹认为当时最恶劣的事就是上级官府明知非法剥削民户不对，不但不制止反而要分一杯羹，等于鼓励州县实行苛捐杂税了。
    罄竹难书的事实表明，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多有发生，破坏了私人财产的稳定性，在有的时间和地点相当严重，近乎公开的抢夺，将私有财产当作可以任意攫取的官方外财。“今或指民业为官物……今乃视民财如外府，而百计渔取矣。”(139)此时，私有财产权在政权的暴虐下显得毫无意义，私有财产权的核心价值丧失殆尽。
    同时还有两点应指出：一是这种行径尽管是政府行为，但朝野上下都知道是非法的，受到舆论的指责，一些典型事件在皇帝的干预下得到纠正，也即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二是宋政权非法施暴的非常时期毕竟少于正常时期，也即两宋时期，多数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否则宋代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和繁荣发达。这两个基本判断，保证我们的研究不至于走向偏激。
    像开篇的疑虑一样，本文的结语也颇踌躇。宋政府一方面竭力维护私有财产权，一方面又粗暴地掠夺私有财产，如此矛盾，其实正是专制统治者的两面性。前者的呵护培植是为了发展巩固，后者的杀鸡取卵是为了应急救命。他们深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财惟民本，财固民安，私有财产又是社会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是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朝廷之根本在州县，州县之根本在田里……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在州县得数十润屋之民，乡井有所丐贷，官府有所倚办……使田里之间等是穷户，则自救不赡，焉能佐公上之急哉！”(140)但在体制决定下，专制的蛮横，统治者的贪婪，势必加重剥削。何况宋代外患频繁，养兵立国，军费巨大且具有爆发性、紧迫性，许多政府行为的横征暴敛都与应付军费有关。正如朱熹所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141)因此说宋政权对私有财产的非法施暴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原因。维持国家暴力机器，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
    宋代私有财产权比较完全地体现在民间，体现在个体之间。民间私有财产权是政权赋予的，古代民间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来自政权，这一确认是统治的基础，极大稳定并促进了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是一棵随时可以被政权砍伐的大树，是社会文明发展阶段性的产物。民间私有财产权充分利用官方的制度政策，在强权施虐的时间和空间的间隙顽强发展，显示出斑斑亮点在阴霾中的宝贵。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式私有财产权的特点。与其说是私有财产权，不如说是财产使用权更接近真相。私有财产权最大敌人是无限膨胀的公权力，在蛮横的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宋代的私有财产权如同一件瓷器，就其形状而言可谓精致优雅，就其质地而言有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坚固；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十分脆弱，一遇政权的铁锤便粉身碎骨，严重者因此导致统治基础解体。法令与制度的冲突，政策与实施的冲突，本意与本性的冲突，平常与非常的冲突，大都属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社会基础不稳的根本原因。专制集权的强暴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在作祟、发酵。这是大一统政治结构中固有的病根，公是有歧义的公，私是有歧义的私。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与民间的私有财产权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一致时则民间私有财产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实际上也维护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一旦社会物质财富出现短缺，皇帝的私有财产权便与民间私有权对立，必然以公的名义维护前者，剥夺后者，民间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崩溃，最终导致皇帝私有财产权消亡。
    ①有学者反对一些中国古代民法史教科书中常见的“物权”、“债权”的说法，认为这不过代表了一种将古代史料填充今天法律框架的企图。不假思索借用完善的当代法学体系，使得这些说法对于当时的社会是一张倒签日期的提单，错误、漏洞百出。(郝维华：《清代民间财产权利的观念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偏激。对此类观点学界多有辩驳。个人认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里，使用私有财产权一词都不尽相同，各有专业的侧重。古代史中的相关研究如果不借用相关词语或概念，便难以提出新问题。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是史学研究发展的道路之一。
    ②如柴荣《中国古代物权法研究：以土地关系为研究视角》，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刘丕峰：《中国古代私有财产权的法律文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曾哲：《私有财产权保护：中国律例史上的儒家元典精神》，《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6期；顾华详：《论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顾华详：《我国古代物权制度考察》，《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高玮：《中国古代社会私有财产权利分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③如有法学界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但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北朝、隋唐及宋朝时期实行‘均田制’……宋代仍然实行土地国有制。为了防止其私有化，宋代加强了对公田的管理。宋代的土地既有国家所有，也有私人所有，即存在着公田与私田分。”(顾华详：《论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无视“均田制”早在唐中期已瓦解的史实和宋代国有土地所占比重不足5%并官田私田化的趋势。还有学者指出：“尽管古代中国偶尔出现要求保护私人财产的认识，如宋代户部针对当时占田状况曾经提出‘百姓弃产，已诏二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充职田者，并听归业。孤幼及亲属应得财产者，守令验实给还，冒占者论如律。州县奉行不虔，监司按劫’(《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农田条)。但是，总体来说此类认识主要是基于官府对小民的怜悯，并无意在程序法或实体法方面确立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保障。”(邓建鹏：《私有制与所有权？--古代中国土地权利状态的法理分析》，《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这一判断也非史实。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法理当然不同，本文将证明宋代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在程序法或实体法方面确立私人财产权利的制度保障”。